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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武迅速把持了朝纲，但王室自古力量薄弱，我当初刚接任儒家祭酒，其余儒门长老也都忙于经世治国，著书立学，教化万民。毕竟，儒家已经强大的太久太久了，都忽视了王室的力量。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并不会改变什么，可接下来朱熹首先写出了《四书集注》，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书，与五经并列，成为四书五经，引出“天音”现世，被认为有圣贤之象，一举进入儒家三公之列，担任太傅，然后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理学，并且强化并宣扬三纲五常的思想，在鲁成王的推动下还作为士子们的标准科考内容，还不惜代价，在民间广泛宣传，推举朱熹为朱子。但儒家本身对朱熹的理学思想还是有很多人认可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尤其对中庸和至诚之道，理学无疑将其说的更加透彻，并且进一步提倡了儒家的道德，可谓是造福后人。还被儒家普及到各国。但被鲁成王利用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反而疯狂的加强了他的威信和权力。

毕坤被提拔为王宫禁卫统领，封虎贲将军，统领鲁国都城淄鲁百万禁军。可鲁成王竟然未经同意，就擅自将我父亲在剑术上的毕生成就传给毕坤，使得毕坤修成《浑元剑经》，也令“天音”降世，闻名九国，被封为浑元子，但他却将此经秘藏，不见于世。可老夫当时还感叹文武皆昌，当我儒家大兴。谁知在九国历一千一百九十九年，一切就不一样了。

因为是逢九九极阳大年，便于九九重阳之日祭祀“大火”，以免极盛而衰，国运衰退，便于昊天坛以国祀祭之，祭酒，大宗伯，三公皆亲自准备，由我主祀，鲁王及百官万民共祭之，所谓“民不祀非族”，鲁君子（左丘明）曰：家国之事，在祀在戎。这等大事，岂可儿戏。

在这等国祀中，无论国运还是儒门之气运都是要通过祭祀来延长不绝，需向昊天而祭祝辞，我身为主祭，在祭祝辞是乃是集万民大运，浩然大势，与天地交泰而求大运，一旦被打断，不仅是我自己要受到天命反噬，连儒门和鲁国之气运都要大衰，谁知鲁成王为了权力已经丧心病狂，命毕坤以邪术集百万禁军之力，暗中将昊天坛底部打破，使得国运大泄，我祝辞被强行打断，自己受到天命反噬，一身浩然正气十不存一，寿元大减，连带着儒门和鲁国气运都大衰。

可众人不知缘由，都以为是我祭祀出错，惹得天怒，鲁成王自已为瞒天过海，岂知我在祭祀时可达天听，周围人的心思和一举一动我都清清楚楚，但因此等祭祀太过重要，关系我儒门传承和鲁国万民子曰：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即使知其不可亦要为之，依旧要坚持到最后，以期尽可能减小气运衰退。最后当场晕厥。

我晕厥后，鲁成王和朱熹对外宣称是我祭祀出错，惹了天怒，应在鲁坛向昊天乞求宽恕，同时令毕坤将我严加看守起来，幽禁于鲁坛中，但他们不敢杀我，否则祭酒无端身死将引起儒界怀疑，一旦儒界派人来查看，那他们的一切努力就都付诸东流了，我曾拼死引动浩然大势，欲镇压毕坤，可无奈身受天命反噬，怎能敌他，反被他和朱熹合力以浑元之术让我拼死引动的浩然大势及鲁国和儒门之气运镇压于我身，但他自己也修为大损，我在鲁坛被禁后，只能修编《天下志》来聊以度日。

李青衫说到这里，已然面现怒意，可见这件事情对他打击有多大。然后又以一种悲伤至极的语气问周转：“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什么在这里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连妻子儿女都没有？”也不等周转回答，李青衫语速极快地说：就在我被幽禁这段时间，朱熹凭借立四书五经而教化万民达到了至诚之境，儒圣之位，引动鲁国之内的浩然正气盈天而荡。成为继我之后，当代现世的儒门第二位儒圣。

鲁成王趁此之机，以我妻儿性命和我儒门传承威胁于我，让我让出儒家祭酒之位，没想到平日素以贤明著称的鲁成王竟然是这种小人，连无数已是“洞若观火、人情练达”的鸿儒都被他蒙蔽过去，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对苍天后土发誓，将儒门祭酒之位交给朱子，终生隐居于春阳林之中。而且对外宣称我收毕坤为徒，并授他落尘子之名，为三公之太保，掌控鲁国武力，可谓是将我的所有都剥夺的一干二净，但作为条件，鲁成王必须维护我儒门传承。

于是就在我隐居在春阳林后，却还可以通过引动浩然大势知晓外界，鲁成王将我妻儿幽禁，自以为彻底掌控了儒门和鲁国，但儒门内部很多大儒和鸿儒都觉得事有蹊跷，

同时根据我和朱子还有毕坤的数次接触，怕是他们也不是真心为鲁成王效力，毕竟能到达那种境界的人物，又有几个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