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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在屋外被一颗大树砸倒，眼看着磨盘一样大的一片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的断成了两节。

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有人总是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的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我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而且，母亲也瘦的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顿了，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的，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此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

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

冒死记录第三部《格局》（2）

二、禽兽的嘲笑

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

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

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

刘强挣扎着站起来，满脸是血，但是他还是嚎叫着：“撤退！撤退！”

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

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