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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散锦飞霞日日然”（第十三卷卷首）。看来陈端生的确是在以全力来写《再生缘》。尽管她的祖父在骂“盲子弹词”，而她却当作耳边风。这也表明了陈端生的叛逆性格。

弹词是背着陈句山写的，在学写之前有读的阶段，当然也会是背着老祖父读的。《再生缘》的续《玉钏缘》而作，陈端生必读过《玉钏缘》，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们从《再生缘》中还可以看出，陈端生母亲汪氏夫人是喜欢弹词的人。前引“慈母解颐烦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第十七卷卷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如第三卷的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而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这所谓“痴儿说梦”，所谓“痴愚”，所谓“无益”，其实也就是陈句山所说的“惑溺于盲子弹词”的“村姑野媪”行径，而比之于“猪”的了。时代转变，猪化成龙，龙反不如猪，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逻辑。

当然，《再生缘》前十七卷也并不是毫无缺点。如果要认真加以指摘，它的缺点很多。脱不了神道佛法、仙行妖术等的非现实的成份，可无用说。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置诸度外的。故事被拟订在元成宗时代，元成宗铁木耳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4），是世祖的孙子，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其时已经三十岁，而书中却说他是“少年天子”。

元代，汉人的地位很卑下。民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黄河流域的居民是第三等，长江流域和以南的是第四等。在《再生缘》中，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从地理上来说，她同样不顾实际。元时，北京只是陪都，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由云贵到北京，可以一直走水路。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要经过浙江的温州。再加上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制度是清时代的制度，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

陈端生应该说是一位顽强的女性，但她毕竟是女性。因此，在书中的眼泪真是太多。凡她所写的人物，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贵的贱的，好的坏的，差不多动辄就是“痛泪淋”或“双泪垂”之类。哭的机会未免太频繁了。

然而以上所述的一些缺点，倒不限于陈端生一人，所有写弹词的女作家大抵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像《再生缘》这样浪漫主义的作品，出现在两百年前，而前十六卷还是出于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之手，我们是可以不必过分苛求的。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终归是瑕不掩瑜。《再生缘》前十七卷的确是部杰出的作品。陈寅恪很欣赏它，在他看来，陈端生的成就竟在杜甫之上。唐代元慎（微之）是赞美杜甫的，他认为李白不如杜甫。他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李白勉强可以和杜甫相比：“至如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远远不如杜甫。（见《长庆集》卷五十六《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种抑李扬杜之论，如使杜甫再生恐怕会感到一些意外。但陈寅恪却在这个基础上，更使陈端生远远超过杜甫。他在这样说：

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这话说得相当大胆。陈寅恪说，他是“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他是“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的。我不是所谓“通人”，因此我不仅不“讪笑”他，反而要为他的敢于说话而拍掌。的确，我们是有点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对唐宋的旧诗人我们每每奉之为圣哲，而把明清的弹词女作者则一概屏弃于俗流。我们能够欣赏《孔雀东南飞》，但很少人能回顾一下这条无尾的神龙《再生缘》。我们能够歌颂希腊的荷默，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因为他们有长篇叙事诗或诗剧，然而知道陈端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就没有好几位。因此，我也“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把《再生缘》前十七部仔细核校了，并主张把它铅印出来。我要请求爱好诗歌、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能够阅读它一遍，然后再给与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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