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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不去问她？”珍妮指指门口的女巨人说，“你刚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又没有舌头回答我，我怎么问她？”盖普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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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写呀！”珍妮说，“爱伦·詹姆丝会员都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她们会把要说的话写给你看。你知道写字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幸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遇到爱伦·詹姆丝会员。虽然他对爱伦的遭遇深为同情，但对这批偏激的成年模仿者，只觉得厌恶。她们习惯一见面就递一张卡片给人。卡片上大致写着：

哈啰，我是马莎。我是个爱伦·詹姆丝会员。你知道爱伦·詹姆丝会员是什么吗？

要是你不知道，你会接到另一张卡片。

在盖普眼里，爱伦·詹姆丝会员就代表所有簇拥着他母亲，试图利用她推动她们的粗糙理念的女人。

“我告诉你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妈，”有次他对珍妮说，“她们可能本来就不善言辞；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做过半件值得说的事——所以割掉舌头也不是什么牺牲；事实上，这可能帮助她们避免各种尴尬。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你太缺乏同情心。”珍妮告诉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对于爱伦·詹姆丝。”盖普道。

“这些女人也受过其他苦，”珍妮说，“所以她们才会渴望更接近彼此。”

“而且让自己受更多苦吗，妈？”

“强暴是所有女人的问题。”珍妮道。盖普最讨厌他母亲搬出“所有人”这字眼。他觉得这是把民主推广到白痴的极端。

“它也是所有男人的问题，妈。如果下次发生强暴案，我就把我的老二割下，挂在脖子上到处走。你也觉得这种行为可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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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的是真诚的表态。”珍妮说。

“我们谈的是愚蠢的表态。”盖普说。

但他会永远记得第一个遇到的爱伦·詹姆丝会员——那个陪他母亲来他公寓的大块头；她离开时，写了一张纸条塞到他手里，像给小费一样。

“妈妈有个新保镖，”挥手告别时，盖普悄声对海伦说。然后他看保镖给的字条。

上面写着：

你妈值得两个你。

但他不能怨母亲；因为他跟海伦结婚的前五年，所有账单都是珍妮付的。

盖普开玩笑说，他为第一本长篇小说取名《拖延》，是因为它花了他那么长的时间写作，但他的进度一直很稳定、细腻。盖普不是个爱拖延的人。

这本小说号称“历史小说”。它的背景是从第二次大战期间（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直到苏联占领结束的维也纳。主角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后，他必须保持低姿势，静候反击纳粹的最佳时机。但他等得太久。重点是，他最好在纳粹接收前就采取行动，但当时他对任何事都没把握，而且他太年轻，也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的寡母非常珍惜自己的生活；她一点不关心政治，只顾把亡夫留下的钱都藏起来。

战争期间，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丽泉宫动物园当管理员。维也纳的饥荒变得严重时，深夜常有人入侵动物园，这是赃物市场食物的主要来源。这位管理员决定放剩下的动物自由——他当然对自己国家的拖延和默许纳粹德国暴行之举一无所知。但因为动物都很饥饿，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一把它们放出来，它们就把他吃了。“这是很自然的事，”盖普写道。而动物也被在维也纳街头搜寻食物——只比苏军早一步——的暴民轻易屠杀。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无政府主义者的母亲活过战争，而且一直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内（盖普让她住他和母亲住过的那栋位于许文德巷的公寓）；吝啬寡妇对外人的包容，终于因一再目睹苏联人的暴行——其中以强暴案最多——而耗尽。她看着这城市恢复过去的温和节制与洋洋自得，回想起自己在纳粹崛起时的冷漠表现，不禁深感懊悔。苏军终于离开；时间跳到一九五六年，维也纳重现旧貌。但这妇人哀悼她的儿子和毁坏的祖国；她每个周末都到部分重建，恢复展示的丽泉宫动物园，回忆战时她偷偷来这儿探望儿子的情形。匈牙利革命促使这位老太太采取最终行动。数万新难民涌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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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唤醒这自满的城市——它一定不能再袖手旁观——这位母亲试着重做一遍她儿子做过的事：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