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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脑袋。”我说。在床上的等待比扎破血管要疼痛难忍得多。最开始的几天，看着父母每天下午离去的背影总会有些伤感，后面的日子对于这些我也已经麻木：总会有第二天。思绪、情感、语言都被不留情的药物分解成了一个个没有意义的汉字和单词。每天晚上的两片饼干和一听酸奶就是一天最大的甜头。

最痛苦的时候莫过于病房里的人出院，而那人却不是我的时候。病房八个人，我是最后出院的，甚至有两个比我晚来的都赶在我前面出院了。每当有人出院，我便会陷入一个自我安慰和绝望的无限循环中：出院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但视线以外的任何一个日子都和世界大末日一样遥远。好像只有病房三尺窗户外面的那棵孤零零的松树在一直伴随着我。

三月的一天上午，北京下着绵绵春雨，我被父母接出医院。出院时，父亲对我说：“只要你身体好，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窗外的西山。这一个多月来自己强迫症般不断梦想的场景最终实现了。可那幻想里的激动的感觉却一无所有。静下心想一想，现在和医院里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每天依然躺在床上，早中晚三顿饭。出院后我不断总结这次住院的“收获”：我学会珍惜时间了？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了？体验生活了？

如果当初看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也许我会从这次经历中收获些东西，但事实上除了十公斤板油，我什么收获都没有，因为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是Red，没有成为Andy。如果你看过这个电影，你就会明白我说什么。

四月，非典开始爆发，我赶上了非典前的末班机，第一时间离开了北京。

回到新西兰，家庭医生梁大夫安排我到奥克兰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撼：完全健康，没有任何得过心肌炎的迹象。

两所医院，诊断结果全然不同。我到底因什么住院？至今也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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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King’s　College（1）

来到King’sCollege和绝大多数按地域分配生源的公立中学不同，若想进入以King’s　College为代表的私立中学就读，在入学前需要经历激烈的竞争和选拔。King’s以其悠久的历史、充足的教学资金、一流的设施以及高水平的教学质量著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每年无论体育、学科竞赛或大型社会活动中常常能看到King’s学生的名字。

入学申请King’s　College的入学申请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包括提供两封推荐信、面试和分班考试三部分。

其中推荐信这个环节是国外独有的。新西兰对推荐信要求很严格，全部由老师亲自撰写后直接发送给学校，大部分学生永远看不到老师写的内容。为了申请到King’s，我的父母特意找了Waikowhai的校长，请校长为我写推荐信。经常走动于学生之间，他对很多学生都有一手的了解，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另一封推荐信出自Aileen，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最长，而她不仅仅帮助我提高英语水平，更对我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男校我想，在大多数人眼里，King’s　College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所男校。男校有着男校的优势，十三至十八岁正是青少年容易受异性干扰的年龄，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环境里，外加适当的指引，可以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为自己的人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设立一个长远、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并学会在一个同性互斥的激烈竞争环境中生存，King’s　College111年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种教育模式是可行的。但在学习之余，学校需要为学生们提供丰富的体育、文艺和社会活动以充实课外生活。

男校也有着男校的缺点，恰好是其优点的对立面。有一个小故事，是我的同学Ashton的经历：“昨天放学乘火车（就像北京的轨道交通一样，沿途的学生每天乘火车上下学）回家，在我准备下车的那一站，上来了一名穿着Auckland　Grammar（奥克兰最好的公立学校）校服的美女，我立刻掉头回到车上，跟她一直聊了十站地，要到手机号码后我又沿着相反方向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回家。”这就是阳性学校，缺乏阴性的影响。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十三岁小孩身上也许没什么，但如果一名高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为了寻找毕业舞会上的舞伴，而在地铁上和陌生的女生搭讪，显得实在太可悲了。于是，学校在1966年，开始招收高四和高五年级的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