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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又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这样他就会以自己来画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如果晁错你做到了兼听，就不能说只要你是一心为公，而别人只要和你意见不同就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固执，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种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著，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著是好的。为什么呢？要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著，一定要认死理儿——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儿走到黑了，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在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著、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的，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他也不考虑。

汉文帝是做了考虑的，所以晁错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疏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对此的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说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能够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如果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说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还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让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难道不是很合适吗？

我们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的一开篇，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而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但是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是“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没有呢？应该说他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这八个字，并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晁错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冤死的晁错（下）（3）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说到了最后，即事情的紧要关头，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晁错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困难，尤其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这叫“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