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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延安大生产时的老模范郝树才向在南泥湾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赠送大生产运动时使用的镢头。（新华社稿）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3）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截。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最后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待“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15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7队和6队在一起干活。6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5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吃了吗？”

叶：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侉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