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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为了证明这段艳史的性质，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将来来说，要比对现在更加意义深远。

贵族老爷和总是笨拙地仿效贵族老爷的豪富人家，无论何朝何代，总是使其宅邸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泽斯公爵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馆，在自家门前为蒙马特尔大街开了一口泉水。除了他的美德之外，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众的尊敬，以致他去世时全区大批群众为他送葬。那时巴黎的这一角落还相当荒凉。然而随着巴黎旧城墙的拆毁，大马路那一边的沼泽地盖满了房屋，于泽斯家族便离开了这所华丽的公馆，如今是一位银行家居住着了。后来，贵族自以为居于店铺包围之中有损身分，也放弃了王家广场和巴黎中心附近，跨过塞纳河，以便在圣日耳曼区自由地呼吸。那时在圣日耳曼区，以路易十四为他所承认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宠儿，杜·梅纳公爵修建的公馆为中心，一些高楼大厦已经耸立起来。

对那些惯于在富丽堂皇中生活的人来说，难道果真有什么比拥挤嘈杂、泥泞难行、大呼小叫、臭气冲天、街道狭窄、万头攒动更令人厌恶的么？商业区或手工作坊区的习惯，难道不总是与大人物的习惯相悸么？经商的人和劳动的人就寝时，贵族还刚想进晚餐呢；待他们高声活动的时候，贵族又休息了。这两种人的打算永远碰不到一处：前者算计收入，后者算计支出。因此，风俗习惯截然不同。这一评论毫无轻蔑之意。

贵族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思想，正如资产者和无产者代表着社会的体制和行动一样。因此，这些不同的力量应该有不同的处所。从其对抗中，出现了明显的互不相容现象，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活动不同而产生的，而不同的活动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社会方面的不协调乃是一切宪章合乎逻辑的后果。以致一位随时准备对宪章发发牢骚的自由党人，例如抱怨宪章违背崇高的思想之类（实际上下层阶级的野心家们正是用崇高的思想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于德·蒙摩朗西亲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转过去的圣马丁街，对于苏格兰王室后裔、费兹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转过去的玛丽一斯图亚特大街拥有自己的公馆，大概都会觉得十分可笑的。“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维持现状也好，不维持现状也好），教皇这句美妙的话语可以作为各国大人物的座右铭。每一时代都显而易见、而且一直为民众所接受的这一事实，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个原则，一条规律。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测的人将他们挑动起来的时候，才会将良知抛在一边。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为基础，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加尔各答，都是如此。不论何处，当你将财富不等的家族集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你就会看到，分成上等集团、贵族、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社会便自然形成。平等大约会成为一种“权利”，而任何人类强权都无法将它变成“事实”。为法国的幸福起见，在全国普及一下这个思想，看来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众面前，政治上和谐一致带来的好处，也能显示出来。和谐一致是秩序的诗篇，而民众是极其需要秩序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统一，这难道不是秩序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么？建筑、音乐、诗歌，法国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都更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已写在法国明确而纯洁的语言深处，而语言永远是一个民族最可靠的表现形式。因此你会看到，在法国，民众采用最富有诗意、最悠扬婉转的曲调，喜爱最简单明了的思想，喜欢意味深长而明快的图案。寥寥数语可以引起一场大革命，在这方面，法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民众奋起反抗，从来是试图将人、事物和各种原则协调统一起来。

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法兰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贵族生活中必须存在统一的思想。估计是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象法兰西民族这样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历史将看到，法兰西民族永远不会倒退。法兰西经常上当受骗，但是，也和一个女子上当受骗一样，是受了最初没有估计到其意义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热烈感情的欺骗。

如此说来，圣日耳曼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公馆富丽堂皇，花园很大，到处安谧宁静，与其往日拥有的大量地产十分相称。一个阶级与整个都城之间这一空间距离，难道不是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的二者之间应有的精神距离么？世间万物，头占首要地位。万一某个民族将其首脑打翻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