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页)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得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的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请求。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严重。《孙子兵书》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剀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办到的，只是切戒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的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以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第十六章左路备补军（3）

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这时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至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复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你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两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显然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陆将军问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