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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的老公是个繁忙的会计师，他们的女儿快一岁了，正处在第一次分离焦虑期，老哭哭啼啼，她老公下班回来，看见伊娃已经是头都要炸了，就让她安静一会，自己带着宝宝开车去兜风，这一兜就是两三个小时。

这些事听上去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们多数人的老公却是很少能单独照顾孩子的，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家这个老公对这个说法不屑一顾，但是如果是他的话，即使我坐在另一个屋子里，他最常说得话就是——老婆，你快来看看啊；老婆，孩子的干净衣服放哪里了？如果我出门一个小时，回来家里就和刚来过强盗一样，翻了一个底朝天，孩子像是没娘管的，老公像是刚参加完运动会。我记得我生产完第一次出去和同学吃饭，老公在家一会儿一个电话，后来干脆拨通电话，放在女儿的嘴边，然后问我听到孩子哭没有，他在家里，就是对着女儿——你吃奶吗？睡觉吗？噢，想妈妈了吧，我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吧。尽管，在众多亲友的口里，老公已经是个很称职的爸爸了。

但是称职归称职，能力不够是个事实。我常常思考这是为什么呢。寻本溯源，原来我们从小也是这么长大的，我们受到的家庭教育是这样的，我们的男女定位是这样。月子里的时候，孩子一有动静，奶奶和姥姥立刻冲过来，但是爷爷和姥爷就稳坐钓鱼台，最多友情出演一下，喊一句——快，孩子哭了！我那时觉着身为妈妈的女人，就该像黄继光一样，随时准备冲锋陷阵。婆婆常常念叨：“不错啦，当年我生孩子的时候，他爸爸连屁股都没擦过一下，躲得远远的。”同样，美子、伊娃她们的老公从小也是他们的那个样子长大的，妈妈有时要和朋友出去喝喝茶、逛逛街，爸爸在家一样的。肯德基的全家套餐，在加拿大叫“mother　night　off”，看妈妈除了宝宝，还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我不得不说，那样作妈妈，心情更愉快。

体验忧郁症

有个画漫画的朋友，有一天，在网络上遇到了，谈了一会儿，他说他觉着自己有忧郁症，只是轻度的。吓了我一跳，虽然我想我知道从事创作行当的人，受到的精神压力大于常人，但是还是吓了我一跳。此人说话向来有板有眼，他最近发现自己失眠、焦虑，一张嘴说起话来就停不住不能控制，于是作了一个忧郁症的测试，得到了这个结果，还说他有个朋友在国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吃过几个疗程的药就好了，所以他打算去精神病医院看看。我只听说过精神有疾的人坚称自己健康的，还没听说过有人主动到精神病医院去的。我力劝他慎重行事，如果一定要去，一定找个人陪着；如果一定找不到人陪，那么请一定在家里留个字条，说明去向。我还真害怕，万一朋友被诊断的结果比想象中的严重，就地收诊了，再没地方去找他了。

后来，定下来要回国省亲一趟。开始准备各路亲友的礼物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何不到家庭医生那里开些忧郁症的药回来，以前听说过好多次，在加拿大，只要睡不着觉，就是忧郁症。动了脑筋，立刻就去约大夫。

第二天，我如期到达诊所，等了好久，终于等到大夫走到我的隔间里。我的家庭医生是个香港移民，在加拿大上的大学，于是像华人一样兢兢业业又像白人一样不容变通。每天她都要接好多的病人，我看见她在走廊里都是小跑着走路的，同样大楼里那个波兰人开的诊所，一天到晚挂着“休假中”的牌子。她一进来，抄起我病历就开始写写划划，来不及扫我一眼，问：“最近有什么问题？”

我小声地说：“老是睡不好觉。”一是不好意思，再也是装成病恹的样子。

医生抬头，看了我一下，“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两三个月了吧，我记不太清楚。”

“是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又问。

“是睡不着，睡着了也好像大脑还很清醒的样子，能想起好多事儿。”心想，坏了坏了，怎么问这么多，也不直接给点药的。

医生听了，哗的转过来，正对着我，盯着我的眼睛，严肃地问了一串问题，我只好接受她的暗示，依次作答。

“最近是不是脾气很暴躁，不愿意作交流？”

“是。”

“是不是记忆力不好，总忘记事情？”

“是。”

“是不是想念从前的朋友，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是。”

“有没有结交新的朋友？”

“没有。”

“是不是觉着很孤独？”

“是。”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