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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与现实脱节，而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平安朝产生华丽的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例如，1004年左右，宫廷仕女紫式部写下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源氏王子的故事）。全书超过一千页，字里行间透露出绝等优雅的宫廷生活：

三月廿余日，春之殿里的情形，花色花香似较往年为盛，鸟音婉转，也显得格外悦耳动听，真叫人奇怪：难道这里的春天还不过去吗？园中假山的树丛啦，池中的小岛啦，还有那苍翠的苔痕等等，若只是远眺，怕不足以满足年轻人，遂令人急急备妥早先已修造好的唐式小船。当其下水之日，特召来雅乐队，使鸣奏舟歌。亲王公卿，前来参观者甚众。

王子们与朝臣们没多少其他事可做。到了这一阶段，朝廷已失去其真正的政府功能，反而忙于业余爱好。贵族们辩论花卉或贝壳的价值，或沿小型水道漂酒杯给对方，或作雅诗。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务，而集中于正确的礼节、适当的服饰和完美的语句。

同时，现实世界里地方武士愈来愈强大，在中央政府逐渐失去权力时，他们的权力则逐日增加。

权力结构变化背后的一个主因，是私有庄园的持续增加。至10世纪，班田制已停止实施，而至本时代末期全国土地约半数由私人拥有。这些私有庄园大都免纳税，这意味着政府税收大为减少。

私有地可以由包括购买在内的若干方式获得，但最重要的方式是垦荒。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因为开辟荒地而更加强大，因为通常只有他们才拥有获得工具与雇用必要劳工的资金。甚至那些设法以垦地方式获得土地的小地主，往往把土地捐献给能保护他们的有势力的家族。

我们有必要谨慎使用“有势力的”（powerful）这一词语，因为在日本长久以来名义上的权力（权威）与实权之间有区别。首都的大贵族家庭可能有足够财富与“权力”动员资源垦地，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有实权维持土地的实际控制。实权较有可能由地方小贵族拥有，诸如那些被任命管理庄园的庄官。

地方大庄园的拥有者在朝廷，很少去庄园。庄园实际控制掌握在庄官手中，这种不在地主制成为标准常规，愈至后期愈是如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乃是地方武士兴起与中央贵族没落的另一个原因。

甚至朝廷任命的国司（地方首长）也派心腹到地方去，代替他们出任国司。如此，朝廷愈来愈与地方事务疏离，而中央对人民与土地的控制就更加削弱。

情况不单纯是朝廷相对于地方逐渐失去权力。在朝廷内部，天皇也失去他的大部分权力。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摄政的起用。在平安时代大部分时期里，控制朝廷、非常有影响力的藤原家族，把摄政制带至极端。藤原家族惯常把女儿嫁给皇室，获得外戚地位。然后，858年，藤原良房（804～872）安排他的7岁外孙即位，随即自称摄政。尽管皇室偶尔反抗，藤原氏出任摄政的常规在良房之后仍旧继续，直到11世纪晚期。天皇的母亲大都是藤原氏。藤原家族的一个著名成员，藤原道长（966～1028）有四个女儿嫁给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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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朝廷兴亡（2）

第二个原因是天皇逊位早。和藤原摄政所使用的战术一样，年少者被扶持即位，但天皇不是被摄政操纵，而是被太上皇操纵。这被称为“院政”，在较早时期偶尔出现，但从11世纪晚期起很常见。太上皇利用院政，对抗藤原家族对朝廷的控制，例如白河太上皇（1053～1129，1073～1087在位）。

摄政与院政的实施，加上其他许多权力角逐与宫廷倾轧，不可避免地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与威信造成伤害，并且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国家的控制。

朝廷与中央政府衰微的同时，对中国事物的兴趣也跟着衰微。在本时代下半期开始很久后，对于男性贵族，汉文流利仍是地位的象征，但到本时代末期，汉文已属于古典教育。当时的日本人想到中国时，他们想到的是以前的中国，不是同时代的中国。当时，中国也处于朝代衰微期，唐朝已于906年灭亡。遣唐使已于9世纪停止派遣，此后几百年日本不再派使节团赴中国。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这阶段已没什么好向中国学习了。

当中国影响力衰退时，国风文化更清楚地浮现出来。汉字被改为假名文字，这得归功于贵族妇女，因为男贵族不希望她们用汉文写作。和风绘画出现。和风诗歌也出现了，相对于华丽、丰富的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