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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四十二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党组会议。我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我也已疲惫不堪，从家里搬了个躺椅在主楼边的便道上休息等候。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冠华说，党组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他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凌晨时分，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几个宿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紧时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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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10）

第二天一早，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方面如此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十分感动。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我说：“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我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尤其是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吗？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31日晚上###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廿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此时保密机响了，冠华接过电话后，我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作检讨……”我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我感到同样困惑。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那么面对北京廿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冠华一人承担。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吹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联系起来”。过了几天，国务院的主要领导突然莅临外交部，名义上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