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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以及插话评论中已经很有信心他会支持我们这些专业教师的。这场争论，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强制办法，而允许公平辩论、尊重科学、以理服人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胜利的。而8341军宣队之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他们先天就不足，他们既不懂外语，又不懂教学，他们怎么可能讲究科学性？自从“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让他们到地方去参与“支左”之后，他们依仗着来自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队的光彩照人的旗帜，所到之处，一片称颂，一片赞扬，一片俯首听命，因为他们代表毛主席！从而又使他们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

8341军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做过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这个问题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他们受着那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为在教改问题上他们也应当虚心向知识分子请教。结果把一个学校的问题推到了周总理的面前，由他来作裁决。

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表态是非常鲜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当年的记录，但他大致的意见是外语教学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学习外语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语言要素出发，科学地编写教材，循序前进。周总理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说8341军宣队应当团结知识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排斥他们，动辄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会上，8341军宣队也承认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表示回沙洋后一定把教改搞好。我们在北京又开了几天会才分头回湖北沙洋。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后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话。他关切地问我父亲身体如何，家里安排好没有。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他放心。父亲已请人照顾，女儿也已由8341驻外国语学院军宣队帮忙转入了学院附校，可以住宿。周总理又问我是否还想回沙洋。他说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统一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吧，我可以去外交部报到。我说我还是愿意回沙洋干校。主席给了我外语教改的任务，我还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废。周总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这年的11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争论比较剧烈时，他们派来替代孙泽福的第一把手对着我气冲冲地说：“你还可以去告我们状嘛，大不了把周总理请到沙洋来，我们列队欢迎！”我无言以对，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出于一个目的想使外语教学开始一个新阶段，却如此计较个人意见得失而耿耿于怀。我明白了我自己过于认真，而许多事是那个时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后来在许多事情上，我也就得过且过，尽量求个妥协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后一段两三个月的时间倒是很悠闲超脱。到了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他们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调离外国语学院，到外交部报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这样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

告别校园（1）

1971年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到外交部报到。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我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我离开外国语学院是毛主席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法违抗。这个决定还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见。我在《忆主席》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在文中还写到我当时的感受：我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所以当张随之政委通知我时，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完毕后，他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岁进入这所外国语学院之后，现在第二个十八年又过去了，我从没有离开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