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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开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作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我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湿透湿透，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秀才与大兵（3）

记得我们开了许多会统一思想。进入8月份时，教材组就开始编写新教材了。我和8341军宣队关系的危机也开始了。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编教材都要经过8341军宣队审定。而8341军宣队的领导又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于是，只能把编出的教材全部翻译成汉语送审。

第一批送审的教材就出了问题。孙泽福等8341军宣队的领导把我找去说要讨论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须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的大道理。

然后，他们指出这批新编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都非常薄弱，应当加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我请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我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我们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军宣队说：“要发扬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