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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父亲与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不在话下。他们大概怕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我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是我获准回家取“证明”。我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1964年给父亲的信，其中最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我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学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英语翻译本。支队长表现出对毛主席十分的虔诚和对我的羡慕。此后，我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这个举动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就这样，我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逼上梁山（2）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丁国钰同志。他见我进去，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丁国钰同志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