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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我们要有风度地承担起这个重担。不只一次，我母亲都说：“哈利·贝拉方特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看的男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偶然在《生命》杂志上看到了那个试图把他的皮肤剥掉的黑人。我想象着其他的黑人孩子，过去的和现在的，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启示时刻。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来得更快——父母对他们不要穿过特殊的邻近住宅区边界的警告，或者当不管梳理多久都梳不出像芭比一样的头发时的挫败感，或者当大人们认为你已经睡着了，你偷偷听到的关于父亲或祖父受到雇主或警察羞辱的故事。也许一点点地接收坏的消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容易一些，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防卫的体系——虽然我认为我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拥有一段远离怀疑自己的童年。

我知道看到那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暴力、一种突然的攻击。我母亲警告过我那些盲目信仰者——他们只是无知的、没有接受教育的人，应该离他们远点。如果我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那么罗罗已经帮助我知道了生命无常，生一场疾病就可能成为跛子，遇上意外就没准变成残废，还有可能丧失财产。我能正确地判别其他人身上常见的贪婪或残酷，有时甚至是我自己身上的。但是那张照片告诉了我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一个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甚至自己也没察觉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那天晚上从大使馆的图书馆回到家，我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面，我所有的感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有的肢体器官看起来也没什么异常，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我在想自己哪里不对劲。那种抉择简直太可怕了——我身边的大人都活在疯狂的状态之中。

最初那种泛滥的焦虑可以过去，我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剩下的时光。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有时没来由的自信，保持着无法抑制的恶作剧天赋。但是我的视角永远地改变了。从晚间播放的一档舶来的电视节目中，我开始注意到，《我是间谍》中的考斯比从没有得到过那个女孩，注意到《谍中谍》中的黑人在地底下过了一辈子。从图和外祖父寄给我们的西尔斯罗巴克的圣诞目录上，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圣诞老人是一个白人。

我没有和任何人分享这些观察的结果，我决心不让母亲发现，决心在她努力保护我的时候，不让她知道她的努力已经失败了。我仍然相信母亲的爱——但是我发现，她对这个世界的描述，还有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些不全面。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1）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在滑门刚打开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斜靠在栏杆外那一张张模糊的、微笑的、焦急的脸庞。最终，在人群后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银白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位站在他旁边几乎看不见的、矮矮的、严肃的妇人。他们开始向我这边挥手，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消失在模糊的玻璃后面了。

我向队伍的前方望去，一个中国家庭好像在报关处遇上了些麻烦。在从香港起飞的航班上，他们出演了一场闹剧，父亲脱了鞋，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孩子们爬过座位，母亲和祖母把枕头和毯子藏起来，一路上喋喋不休。现在这个家庭一动不动地站着，希望自己遁于无形，他们安静地看着那双翻查他们护照和行李的手，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不知怎的，这位父亲让我想起了罗罗，我低下头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木制面具。这是一位印尼飞机副驾驶员送我的礼物，他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母亲、罗罗还有我刚出生的妹妹玛雅站在门口的时候，是他把我领走了。我闭上眼睛，把面具放到了脸上。这个面具有一股像坚果又像肉桂一样的味道，我感觉仿佛又漂洋过海，穿越云端，到了蓝紫色的地平线，回到了我原来的地方……

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面具掉落在身旁，随之掉落的还有我的白日梦，然后我又看见外祖父母站在那里，着急地向我挥着手。这次我也向他们挥手；然后，不加思索地，我把面具又戴回了脸上，摇晃着头跳了一小段古怪的舞步。我的外祖父母指着我笑着，又再挥了挥手，这时海关人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点头，递给他们我的护照。

“走吧。”他说，然后叫那个中国家庭站到一边。

滑门在我身后关上了。图给了我一个拥抱，把一串糖果和口香糖挂在我的脖子上。外祖父拥着我的肩，还说那个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