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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4）

有人根据梁山好汉们“大秤分金银、论套穿衣裳”，具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认为梁山上实行的是平等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①。其实不然。梁山好汉们带着小喽啰下山打劫，所得财物，分为三份儿：一份儿归公，一份儿归头领们，剩下的一份儿，才是给小头目和众喽啰的，其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和“共产”。吴沃尧在《杂说》一文②中说：

①　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小说林》第一卷黄人的文章《小说小语》：“《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馀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也。”

②　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月月小说》第一卷。

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于今人之论小说，每一见之。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此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耳。吾曾反复读之，意其为愤世之作。吾国素无言论自由之说，文字每易贾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水浒传》者，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也。梁山泊一百八人，强半为在官人役，如都头也，教师也，里正也，书吏也，而一一都归结于为盗，即著者之视在官人役之为何如可知矣。而如是等等之人，之所以都归结于为盗者，无非官逼之使然。即著者之视官为何如亦可知矣。吾虽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阐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读《水浒传》，则谓《水浒传》为今日官吏之龟鉴也亦宜。

此人所持见解，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不宜“以今天人的理想去阐发古人的理想”这一条，倒是值得参考的。

《水浒传》描写的是杀人放火的强盗，说他们崇尚、讲究、遵循“江湖义气”，勉强还说得过去；说他们“忠”，就实在太勉强了。从《水浒传》到《忠义水浒传》，有“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因素：内在因素，是作者施耐庵们的极力鼓吹，起了一个引导实际上是误导的作用；外在因素是嘉靖年间为了争取公开出版而人为地给它进行了外壳包装，以“忠义”二字来掩盖它鼓励造反的实质。关于这个问题，历代的评论家们不是看不出来。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中说：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辩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

此外，王望如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总论》中也说：

施耐庵著《水浒》，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状，所以责备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乐，且归罪朝廷以为口实，人又何所惮而不为盗。……后世续貂之士，冠以“忠义”，盖痛恶富贵利达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钱，发愤而创为此论。……人死饥寒者什九，死盗贼者什一。盖人饥则死，寒则死，盗贼未必死。盗贼攫人金钱可救死，盗贼有官争护护持终不死。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执无侯非盗，无盗不侯以自解免，皆宋江之俑也。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5）

余治①先生在《得一录》卷五中说：

①　余治——清代戏曲作家。江苏无锡人。多次应试不中。咸丰年间曾任训导。太平军进军江南时，他协助地方当局镇压起义农民。他一生多次向当政者呼吁禁毁“诲淫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