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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是一部鼓励百姓造反的书，明清两代也的确有一些“造反派”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而起来造反的。例如明末的张献忠，尽管他识字不多，却多次让人家读给他听过并十分推崇《水浒传》。当然，这和张献忠本人的“土匪性格”也有很大关系。在封建帝王统治时代，《水浒传》的确或多或少地曾经起了“造反教科书”的作用（但绝不是“农民起义教科书”，因为它不可能引导农民起义走上正确的道路）。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对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罪恶，几乎都有涉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北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风俗画长卷。《水浒传》所描写的涉及面极广，万历十七年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言》中说：“载观此书，其地则泰、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zǎnɡ）侩舆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捭阖（bǎi…hé百合）纵横，揣摩挥霍，寒喧颦笑，谑浪排调，行役献酬，歌舞谲（jué决）怪，以至大乘之偈（jì记），真诰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难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又同书卷首怀林写的《又论〈水浒传〉文字》中说：“《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穿三教。……至于战法阵图、人情土俗、百工技艺，无所不有，真搜罗殆尽，一无遗漏者也。”　这些评价，应该不是“溢美之词”。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漏洞或曰“硬伤”，但是在那个参考资料不像今天这样充足、这样便于寻找的时代和写作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团体该说是一件十分不简单的事情。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2）

《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对于早期白话小说来说，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二十个人各有各的面目，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一批啸聚江湖的“绿林好汉”们各自的独特性格。特别像宋江这样的“伪善者”的性格和面目，的确非常难写。这一百单八个“好汉”，每人有每人的语言，通过这些语言，各人迥异的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李逵的粗心大胆、率直浑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胆大心细；林冲的安份守己、忍辱谦让；宋江的假仁假义、心狠手辣；通过他们的语言，无不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全书大故事套小故事，长篇中包含短篇，至今仍然生发并影响着众多文艺作品。小说语言生动活泼，高潮迭起，可读性极强，是中国长篇侠义小说的鼻祖：明清的侠义小说，以及现当代的武侠小说，尽管主导思想并没有继承其“霸意识”，但至少在人物描写上都受到过《水浒传》的影响。

当然，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男人小说”。因为它粗犷野性，大刀阔斧，多数好汉不近女色，没有卿卿我我的细腻爱情，所描写的六个女性，三个是淫妇，三个是强盗婆……

《水浒》故事和人物还涉及了许多艺术领域，五百年来，曲艺、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塑等各门类艺术家接连不断地对《水浒传》进行着一次次的再创造。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它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老百姓之所以要起来造反，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子过不下去，是“官逼民反”。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使这群人不再仅仅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而成为“造反有理”的“叛民”。——尽管他行的是“强盗”的“道”，说的是“强盗逻辑”。

其实，整部《水浒传》中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人并不多；真正讲义气的人也不是很多（鲁达可以算一个）。像林冲那样的“安善良民”，上山当强盗的确是出于无奈，既然无缘无故被剥夺了活路，最后只有被“逼”着上了梁山。但是，晁盖、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之类，却没人逼过他。尤其是晃盖，家中颇为富足，却仍然一听说有“不义之财”，就坐不住了，就要去“劫富济己”了。“官逼民反”，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是绝对不错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却不是这样：真正的“顺民”往往是逼也不反，而所谓的“好汉”们，却往往是不逼也要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