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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沃尔芬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还是在他的行长选评期内。那是1995年4月初，美国执董为了让各国执董对行长候选人有一个直接的了解，便在离世行不远的，著名的水门饭店，安排了一个沃尔芬森与各国执董见面的午餐会。餐间，沃尔芬森对大家说：“你们在世行问题上，有什么建议可以向我提出来。”

有些执董将这句话当成沃尔芬森的一句客套话，而我则觉得他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于是，我便写了一封短信给他。

信中，我提了六条建议，包括强调世行的宗旨是发展而不是搞政治；我还建议要处理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资金的支持与政策要并重；不仅要让发展中国家还要让发达国家了解世行，以保证业务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等等。没料到，几天后沃尔芬森专门给我回了信，他写道：“你说的观点很中肯，我完全同意，我上任后期待你的支持。”事后显示，我的这次举动显然给初入世行、由商业投资领域转入公共金融服务机构的他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1995年6月1日，沃尔芬森正式走马上任。碰巧，他上任的第一个会议，便是主持例行的执董会，而讨论的议题是对中国的援助计划。按世行的会议惯例，代表国家的执董可以先说几句。我的发言主题是“相互理解是合作成功的基础”。关于这个命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并形成了自己具体的观点，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特意准备演讲稿，只是在发言中重点地谈了一些普遍性的观念。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让新上任的行长对这些题目有更广泛的认识。我的发言简短，但重点突出，在与会的执董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很显然大家也希望在这个特殊时刻的会议上，让新上任的行长更多地了解世行。随后发言的执董们有的也准备了讲稿，但他们都不再照本宣科，而是围绕我讲的几个要点各抒己见。

我讲完话后，沃尔芬森的助理突然跑到我的身后，递给我一张沃尔芬森亲手写的小纸条，我虽然看不清楚他潦草的字，但理解其大概意思：“能否把你刚才的发言稿给我？”我当即在条子上写了回复：“对不起，我没有发言稿，只有谈话要点。”

谁知道，会议一开完，他的助理又找到我，递给我三张纸。原来，沃尔芬森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我的发言记录逐字逐句中迅速整理了一份完整的发言稿，他拿走一份，并复印了一份给我。

下午，是沃尔芬森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及他对世行的发展有什么战略上的思考。沃尔芬森全面地引用了我上午的那个发言，他也不“贪人之功”，而是直接地把我点了出来，他说，“今天上午，我听了世行中国执董的一个发言，他认为，世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学习信任和了解的过程；世行的发展性合作，要有比较长远的观点；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根本靠本国自己······这些观点恰恰是我同意的观点。”

当世行的一些管理人士把沃尔芬森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些讲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的心里砰然动了一下。

很显然，我已经进入到沃尔芬森考察的视野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普莱斯顿在去世前曾经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月份他与我的那次短暂交谈的记录。

为了更广泛地接触世行员工，更好地了解世行，善于言谈的沃尔芬森采用了频繁会见员工的办法，他总是开各种形式的职工聚会（townhall　meeting），在这些半正式的场合上与职工接触交流。7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下午要开一个townhall　meeting，你能不能也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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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行：从中国执董到秘书长（2）

我马上联想到我的身份，“我是董事会成员，参加员工会议，恐怕不好。”

“你做为董事会成员也要了解员工在想什么的呀。”

我说，我考虑考虑。

下午，就在聚会前的十分钟，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进门的地方，你想的怎么样？我在楼下等你。你快来吧”

沃尔芬森的这一招弄得我一点退路也没有了。我下去的时候，他已经信心十足地等在那里了。

我们一起走过马路到另外一幢楼去参加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