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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起来，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码是没有生命之忧。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是不确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党争也是有的，有新党、旧党，还有蜀党、洛党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

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不杀言事士大夫，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最严重的就是流放到海南岛，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尽管那时海南岛是“蛮荒之地”，可总比被砍掉吃饭的家伙强得多。

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由于有了皇帝的关照，文人的底气很足，改变了五代“轻文”的习气，这些文臣不再是五代时的“花瓶”，开始还真卖力气，将个大宋江山弄得花团锦簇一般。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立国之本的农业自不必说，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京城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闹市、酒楼、茶馆、妓院林立，各地货物琳琅满目，连日本、朝鲜、阿拉伯等“舶来品”都可见到。

在文学方面，宋朝一点儿也不输于盛唐，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与此同时，由于“勾栏”等娱乐场所的发达，话本和戏曲等市井文化昌盛，下启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也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赵匡胤留给后代“重文轻武”这个政策，使得宋从立朝开始就走上了“文治”天下的道路，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朝代频繁更迭的局面，文化和经济进步繁荣。可也留下了一个大包袱，供养这批社会地位极高的读书的大爷，是国家财政很大的一笔负担。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也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

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矫枉虽必须过正，可文武皆为国家之大器，过于偏废哪一样，都会弊端丛生。

赵匡胤及其继任者对文人的优待，造就了辉煌的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历朝历代，包括曾盛极一时的大唐，其思想、学术、人文观念在今天还能找到影子。

神经过敏的后遗症（1）

摆平了武将，使用了文人，可赵匡胤还是不放心。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兵权对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乱世更是如此。五代时乱糟糟的局面，都是将领势力坐大，谋朝篡位，成了恶性循环。殷鉴不远，赵匡胤变得极其敏感，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

事实上，在宋初确实有些武将身上还有浓厚的五代遗风。历史像一列机车，即便已经踩下了刹车，巨大的惯性还会拖着车厢向前冲去。

“皇帝不好当啊！”赵匡胤不止一次地呻吟，史称他“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觉都睡不安生，充满了对“武”的恐惧。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平灭荆湖的时候，赵匡胤启用的主帅是名位很高的宿将慕容延钊。慕容延钊和赵匡胤是布衣之交，但不是“义社十兄弟”，“陈桥兵变”时他也不在现场，尽管和赵匡胤的私人关系不错，可在权力斗争中，“私人关系不错”这个砝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他统领禁军出征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心腹李处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