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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14。4 振兴农业与发展工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