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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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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谎话政治(4)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谎话,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上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罢了。比之这个裴延龄,发现百万有馀匹段杂货埋在粪土下多年而不朽烂。这谎撒的,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让唐代那些天马行空的诗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谎话大王的想象力。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神话年代,想起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红旗诗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说到底,也跳不出中国人习惯了的,比谁更能说谎话的比赛罢了。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我们翻出当时的旧报纸、旧杂志、旧图书,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还是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当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径,是多么可笑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优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正义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却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难,尤其不能高抬贵手、宽贷这类主犯的。
在中国,从来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论水灾、旱灾、风灾、雹灾,乃至虫灾,包括公元875年这场蝗灾,总是短暂的。而人祸,则是无法愈合的创口,遗患无穷。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说谎者,信谎者,需要依赖谎言生存者,是比蝗虫更坏得多的人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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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乐天(1)
居大不易白乐天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郎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志、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隶属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