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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现在，在85个共同发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万的营业额。尽管展现了这样的商业利益，但ITIC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并且在美国国内税务署是作为一家免税、无商业目的的组织注册的。“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和政策决策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威特解释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个介于投资者和立法者之间的支持人。然而这家组织只对它的共同发起人负责，这些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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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2）

在ITIC纯粹的“教育基金”的范围内，金权政体是明显的教育者，而政府则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都和威特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专家建议”来帮助它们的改革进程，把它们带入“最佳国际模式”的轨道。它们认为在经济上和下层基础上的决策已经不是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问题。并且激进经济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游说，而是简单的建议。

有时，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道歉的话从来不会对伊拉克说。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

④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ITIC并不是从事于公共教育，而是把焦点集中于官员和政治家身上。“公众总是很难被说服的，”威特解释道，“你知道，我们不做媒体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统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经验。他们并不单单停留在当前的政府层面上，而是将目标扩大到未来的潜在政府客户。这项工作在前苏联身上得到体现。根据ITIC的十年回顾，“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的高级税务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必要了解我们，因为当他们作为杜马代表或政府部门的低级别官员或地区管理者的听众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了。”⑤肯·波特，雪佛龙海外公司的副主席，这样评价ITIC的角色：“在许多方面，ITIC就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人版本。”⑥

ITIC的角色和它们的确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所有这些参加过世界银行项目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的顾问们全都没有真正在工厂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不会在一个捐赠代理部门做每年只有4。5万英镑（8。5万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对那些年薪仅仅只有8？5万美元的人的轻视使人想起了他对那些他宣称要努力帮助的国家的态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当我和哈桑·朱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时他这样对我说。这种说法我也同意。尽管这座房子经过了精心的整理，但现在也很难租出去。一些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有一些还有了裂缝。哈桑真的是相当的幸运，他已经在石油工业干了32年，月薪大约在200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据伊拉克计划部门的统计，半数以上的伊拉克人现在正处于失业状态。⑦同时，劳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⑧

哈桑是一个粗壮的石油工人，50多岁，说话的口气平静中带着威严，使人有一种想倾听的冲动。他对伊拉克的贫富状况的说法是对的。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土地——被称为“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现在的伊拉克就处于人类最先学会写字、发展农业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尽管水曾经是伊拉克致富的资本，但现在却是石油。所有的现代经济都依赖于此而建立。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的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区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