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陈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优雅（1）

一

七年前，著名散文家、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林文月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题为《在台大的日子里》（收入《回首》），从一九五二年她作为新生进入台大中文系，到念研究所，再到毕业留校任教，至一九九三年夏退休离职，一直讲到若干年后重返校园——“我又来到这一间已不再存放我个人书籍的第四室。依旧是书籍拥挤的景象，甚至于几张书桌的排列都无甚变化。凭窗凝视，内庭的老树依旧稳立于原地。”对于熟悉林文月文章的读者来说，这棵老树很有名，二十年前，林曾专门为其撰文，题目就叫《树》（收入《午后书房》），其中提到了老教授的相继凋零以及年轻人的薪火相传。而眼前这篇让我感慨万端的《在台大的日子里》，也是如此立言：“我们来看老树，我们走了；还会有不同的人来看它。在这里，台湾大学，永远不乏知识学术的新血。这一点是无疑的。”

之所以“感慨万端”，是因为林文发表后一年多，我也来台大任教，朝夕相处的，同样是这棵充满灵性的老树。走进这座建于一九二八年、已成台北市定古迹的“文学院”，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因为，此前我读过林文月的散文，对台静农等诸多台大中文系教授以及他们的工作环境印象极深。真是无巧不成书，系里安排给我的办公室，正是林文多次提及的第四室。《在台大的日子里》有这么一段：“靠窗对面相向那两张较大的书桌，我曾见过先后为吴守礼、洪炎秋、郑骞、叶嘉莹等诸位先生拥有过。何其荣幸，我能与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共同分享过这个研究室！他们每一位的学识与人品，是我追随仰慕的典范。我目睹他们敦品励学，皓首穷经，谆谆教诲，爱护学生。”书桌依旧，书橱依旧，窗外的风景也依旧。只是人去楼空，我只能遥想前辈风流，再就是学林先生，发出“何其荣幸”的感叹。

多次赴台开会或讲学，结识不少台大的老学生、新教授，听闻许多关于优雅的林文月的传说。至于有意识地集中阅读林教授的著作，则是到台大任教以后。上任第二天，系主任送我一册刚印制完成的《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其中的“沿革”部分称：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了这所创办于一九二九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正式成立：“唯当时百废待兴，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划。”细读“年表”及“传记”，发现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如毛子水、董作宾、洪炎秋、戴君仁、台静农等，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龢，难怪我到此讲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参见我为台北麦田2005年版《晚清文学教室》撰写的序言《从北大到台大》）。如此校史资料，只是供我驰骋想象的线索，真正让这所名校在我面前变得血肉丰满的，是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

陈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优雅（2）

我相信，台大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自身的学术业绩，林文月谈论台大课堂以及追怀老教授的诸多文章，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先生曾提及，在某次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有获奖人前来致意：“我本来是考上电机系的。偶尔读了那篇老师写的《读中文系的人》，很感动，所以就转读中文系了。”（《十二月，在香港》，收入《回首》）我对此举的意义深信不疑——能让“大学精神”代代相传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长的演讲，而是无数像《读中文系的人》这样的好文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与人物。

二

因我进入林文的角度有点特殊，观感自然与时贤略有差异。必须承认，另一位散文家琦君的说法很有道理，《给母亲梳头发》、《姨父送的蝴蝶兰》等抒情散文很精彩，“尤其难得的是她的文辞于平易中见情趣，于朴实处透至情，所以能格外打动人心”（琦君《心灵的契合——读林文月的散文集〈遥远〉》，《遥远》，洪范书店，1981）。可我自己更欣赏的，则是其对于台大人物以及台大生活的追怀。如《读中文系的人》（《读中文系的人》，洪范书店，1978）、《午后书房》、《台先生和他的书房》（《午后书房》，洪范书店，1986）、《因百师侧记》（《交谈》，九歌出版社，1988）、《伤逝》、《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拟古》，洪范书店，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