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2/4 页)

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三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文化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孔子对周公及西周社会更是仰慕不已，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后人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他对儒家的主要功绩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创造性地贡献什么，不过从早已流传的文化典籍中选择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订、编辑、整理了一番：序《书》、删《诗》、传《易》、正《礼》与《乐》、作《春秋》，将它们定为儒家的经典，作为学生的必学教材。真正属于他本人创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论语》，而这也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生前的有关言论编辑整理而成。因此，后代就有不少学者将周公视为儒学的制作者，孔子则为儒学的传述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写道：“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　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6）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败的，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创造性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