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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它极为珍贵，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他措手不及，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

从那时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是你没有睡熟，挫败了他的计划。

你可能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

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

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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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系列　最后一案 字数：12890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筋疲力尽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