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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首富们的私生活（24）

而有些富翁们在玩CSR时，却常被人指责为动机不纯。2003年5月中旬，正值“非典”肆虐期间，上海市科委获得了一笔2000万元的现金捐助。　这笔捐助来自于*旗下的公司。而当时，上海房地产界正流传着“上海首富缺钱，房地产开发处于停滞阶段”的传言。*此举被理解为：一方面是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示好。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的“善事”刚做完没几天，就变成了阶下囚。而与一些民企对CSR的生疏与冷漠相比，个别在华的跨国公司在游戏过程中花招迭出——他们把活动大都做得很“漂亮”，跟企业的营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实际落实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有时捐10万元，却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以达到1000万元的效果。

CSR显然是一种难度系数较高的游戏，如果稍有不慎，便有“走火入魔”之险。主要有三个误区：一曰道貌岸然。有些人，各种各样的会议也开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也说了，神清气爽地回家倒头一睡，就把自己揽下的社会责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曰不务正业。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就明确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说，认为在自由社会仅存在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而过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悖于自由的，并将被政府、社会所奴役。三曰竭泽而渔。有些企业家理想色彩过重，在穷人的眼泪中迷失了自己，倾囊相授的结果是让自己也一贫如洗。吴士宏认为，对于自己来说，最需要扮演的角色是“社会企业家”，而非“公益家”。前者在进行企业社会投资，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而后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是任何资产规模庞大的企业都无法永远支撑的。

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桎梏便是原罪问题。此“罪”不涮清，则企业家的任何高尚的慈善行为，都会被肤浅地理解为是在“赎罪”。原罪变成了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大家成天惶恐不安，连自家性命都恐怕不保，哪有什么真正的闲心去做公益事业？经济学家赵晓提出一个观点：应该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进行“大赦”。具体操作方法是：规定某一个特定的年限，在此之前的事既往不咎，但要做一定的甄别，除非有“重大恶极的罪行”需要坚持追查到底，其他“小毛病”不再追究。这样，方可让企业家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柳传志为这个“大赦”划分了时间界线，即中国加入WTO前后，建议之前的全部既往不咎。

当然，此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丧失了公平的基础上，对穷人阶层已经被剥夺掉的利益的公然漠视。在富人们眼里，自己的施恩行为却并没有招来穷人们多少喝彩声，善举没有得到善报；而在穷人们的心头，这些贪官奸商们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恶行却没得到恶报。在“恶性社会”里，因果不再循环，各个阶层情绪对立并渐成死敌。但社会必须前行，“死扣”必须解开，所以不妨让企业家阶层先从原罪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心理上释压、从制度上促进、从舆论上引导，让他们安心生产，并有剩余的勇气、力气和兴趣多做回报社会的事情。　。。

第三章　首富们的私生活（25）

中国的第一大问题是人太多，第二大问题是穷人太多。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力，所以企业家们不妨以消化这些剩余劳力为自己首要的社会责任。

“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美国“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在临死之前如此告诫富人们。其实这句话并不尽然，必须得加一个前提——在穷人们怨恨的目光中死去的富人们，才是可耻的；如果举国皆是中产阶级的欢歌笑语，那富人们逝去后定会荣光备至。

【财富观察】

三个女强人，三种不同结局

2007年3月8日，三位特殊的女性，在三个特殊的地方，度过了她们滋味迥异的妇女节。

一位是张茵，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3月8日这天，福布斯总部发布“2007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张茵以24亿美元个人资产位列第390位，并再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