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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钢被评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

守望“苏南模式”

一度被寄予社会主义经济新希望的“苏南模式”，却在1993年遭遇了巨大转折。在到达巅峰之后，江苏乡镇企业便掉头直下，以加速度迅速滑落。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

在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苏南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最终被巨额的负债所引爆。1994年以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许多企业只得向企业职工集资。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而引发频繁的冲突，让当地乡镇政府疲于奔命、坐卧不安。为形势所逼，乡镇政府开始考虑企业改制，实际上是为了甩掉这些沉重的包袱。

但沈文荣成为一个例外。当时各级政府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其实质则是“抓公放私”、“抓盈放亏”，像沙钢一样规模又大、效益又好的企业，自然被当地政府牢牢抓在手里不肯轻易松手。

为了安抚沈文荣，当地政府可以说是让他极尽殊荣——1993年沈文荣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沈文荣但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当选*十六大代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顶商人”，甚至被赋予“苏南模式守望者”的雅号。

在享受这些殊荣的同时，沈文荣的心中又充满了矛盾。他曾如此透露心声：“苏南从集体经济起步，村办、乡办企业，资金来源都不是国家的，而是发动了民间的力量。现在要产生新的活力，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规模的企业改造成私营经济，大企业则进行股份制改造。”

在沈文荣无奈地守望着“苏南模式”的同时，曾风靡一时的“苏南模式”却日渐冷落。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

走出“苏南模式”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有心人注意到：在1998年3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沈文荣的头衔还是一个国企老总，但到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时，他的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让沈文荣愤怒的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年轻人胡润，竟然把这种“悄然无声”变成了“天下皆知”。2002年当选*十六大代表时，沈文荣曾经做出了高姿态：“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党的安排。”但到了当年年底，胡润便把他列入了《福布斯》杂志的“资本家黑名单”。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8）

沙钢的改制实际上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方案几经易稿，到2001年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在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但沈文荣当时对这个改制的结果有些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2年后，沈文荣终于达成所愿，接受了部分集体持股，个人拥有的股份达到％。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南长期为“冯根生难题”所困，企业领导事实上控制着企业的大量财富，但并没有被合法的私有化。而“苏南模式”的旗舰企业沙钢顺利改制，沈文荣一跃而成为“财富新贵”，这标志着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崩溃，众多原集体企业领导人也开始大胆地撕下了“羞涩的面纱”。从此意义来讲，新科首富沈文荣，无疑从“苏南模式守望者”变成了“苏南模式终结者”。

但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