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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环境下，经过长期的生活接触产生了情感化思维。血缘、亲缘、地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而法理性、规范性、差别性则相对较弱。＇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情感化思维具体表现为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

在这样一个情感化思维发达的社会里，人情和面子极为重要，用人过程中也常表现为任人唯亲。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数字管理、精确管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执经达权

“经”指基本的管理规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中国人首先强调“执经达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彼一时，此一时也”，强调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强调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舜不告而娶”则强调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23＇

其次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人的经权观与西方权变观有所不同。西方权变观点试图了解“各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各种相互关系的模式或者各种可变因素的结构”，强调组织的可变因素，并试图了解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它体现的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24＇

1。2人生观（3）

尽管儒家理论上强调“权”要从属和服从于“经”，但由于儒家强调的“经”并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礼”的原则，是情感性极重的“经”。这使得“执经达权”流变为“礼”高于“法”、“人情”胜过“制度”，形成“人治”的传统，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框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以义取利

“义”通常指社会伦理道德，“利”指人们的经济利益。人们对“义”和“利”的追求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关于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观点。

儒学的义利观是义为利先，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乎“义”，即所谓的“以义取利”。墨学则坚持义利的统一关系，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荀子则强调义利并重，既强调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同时强调伦理道德制约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天人合一、和谐观的影响下，人主要通过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分追求利是不利于个人修养的提高的。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的观点也就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在儒家那里，作为统治者、管理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少讲利而多讲义。第二，统治者对人民不能横征暴敛，不能竭泽而渔。第三，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职责在于管理天下，而不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第四，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而不要以利（个人私利）为利。第五，统治者要利民。对于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予以鼓励，并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促其实现这种义利。

实用理性

与西方的纯粹理性不同，中国的理性是建立在现世观照基础上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例如，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也。”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因为任何寻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从上帝鬼神或依据科学而力加排斥？

天人合一观认为，万事万物内在的规则是至高无上的，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事。对立统一循环变化观则强调事物发展运行是有规律的，人对现状的改变是困难的。这些都促进了人们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思维方式，而农业生产注重经验、注重实际、注重应用的特性则是实用理性的现实基础。

“实用理性”是与中国社会的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密切相连的，由于天文、历数等涉及抽象的理性思考，远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