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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公子崇龄(即瑜太妃之父),松龄、惠年、益龄,及景星桥,征蓉塘兄弟为最。”
前者,从解放初期查封八大胡同妓院时候所作的统计,还可以看出来一些前朝的影子,即使那已是它奄奄一息的尾声了,真正雇农做妓女的只占,贫农当妓女的占,而地主、官太太、学生当妓女的分别占、和 。
这样来说,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八大胡同鼎盛时期人员身份的组成,并不像我们在政治时代里以阶级划分,或者在影视中所看到的、由此而想象的那样简单。同时,也想说明鼎盛时候的八大胡同与后来衰败的八大胡同,所呈现的景象不尽相同。
那时候的八大胡同,确实因这样两色人等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彼此使劲,而造就了它的辉煌,是以后的岁月难以再现的。
《清稗类钞》曾经记录下那时八大胡同的辉煌:“道光以前,京城最重像姑(即男优),绝少妓寮。咸丰以来,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胭脂、石头,只是八大胡同中的两条,因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不是书中这样记载,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当初那里的红火程度,居然每天刚刚过了中午就开始游客如织,门庭若市;而且,这时已经开始高声送客,在迎接第二拨的客人了。
从咸丰之末到光绪之初,这中间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让八大胡同积攒了经验,积蓄了力量,网罗了人气,吸纳了势力,而羽毛渐渐丰满起来。这真是它的爆发期,像暴发户一样迅速地发达起来了。
于是,八大胡同,觉得自己有了底气,有了资本,不满足于眼前的地位和态势,想要发展、扩充自己的地盘,更想把原来老北京在东西城曾经占有而后来失落的红灯区,像收复失地一样,重新夺回来。它不奢望自己“一夜恨不高千尺”,却也不愿自己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它开始了它的“反攻倒算”。
这样的“反攻倒算”有两次,在八大胡同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两次。
一次是光绪之初,当时妓院蔓延回流到了西城的砖塔胡同、钱串胡同、三道栅栏、小院胡同、玉带胡同一带。这是自元代就有的老红灯区,不过因后来妓院逐渐转移东城,也因顺治帝坚决把汉人驱逐出内城而彻底败落。哪里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八大胡同的潜在力量,让它重见天日,杀了一个回马枪。据说,一时宗戚朝臣,名士商贾,趋之若鹜。
一次是光绪二十五年,妓院再次杀回西城,这回从传统地带砖塔胡同,往南占据了口袋底胡同。据说,那时口袋底有大小玉凤两位名妓,被当时的达官贵人胜克斋和征蓉塘所包,一时地以人名,让口袋底的声名越发大振。这一次声势比上一次更为浩大,而且妓院相对集中,成珠成串,卖淫卖唱,此起彼伏,声浪不绝。那情景,因有了在八大胡同的演习和磨练,轻车熟路而显得有恃无恐,全无了以往岁月里的能诗会画以及唱全本《游园惊梦》的斯文与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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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3)
当然,这是不能为当时清政府所容忍的,让你们在外城八大胡同里去闹就不错了,你们却蹬鼻子上脸,越闹越不像话了,居然自以为是,“反攻倒算”,跑到砖塔胡同不说,还跑到口袋底来了。这便是历史中有名的“口袋底事件”。砖塔胡同,成了那时不容侵犯的一种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象征。
这样,八大胡同的两次“反攻倒算”,都以短暂的胜利、最后的失败而告结束。
第一次,是由御史张元奇指参而被清政府尽数驱逐内城,又返回八大胡同。
第二次,是由步军统领载澜出面禁止而驱逐内城,再次返回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彻底安稳踏实了下来。它明白了,自己取代不了别的地方,但别的地方也取代不了它。
就是在这第二回合之中,拔出萝卜带出了泥,阴差阳错地把赛金花捎带上了,让她和八大胡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后场的她成为了八大胡同的一个主角。当时从天津初到北京的赛金花,开始住在八大胡同边上的李铁拐斜街挂牌接客,但她嫌那里吵,便搬到内城刑部街后面的高碑胡同,离口袋底胡同很近。那时是光绪二十五年,谁想到,正赶上“口袋底事件”,不仅砖塔胡同这一带不允许妓院存在,所有内城一刀切,都不允许设户立班。没有办法,赛金花虽然那时生意正火,也只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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