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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我们所谓的真理加以艺术化并立成规则的人,那些调节我们的习惯、习俗和调整我们社会与政府的体制的人,人们称之为贤人、学者、立法者、政治家。
祖国的利益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不再相关,两者相去很远,使我们觉察不出其影响。我们为祖国效力,劳绩的大小不再以我们为之实际出力的程度如何来衡量,而是以我们从事的职业的假想的贵贱来估量。我们的工作便单纯就这种考虑来加以衡量,我们的报酬也只根据眼前需要按比例来分配。因此穷人不得不只满足于少得可怜的酬劳;而游手好闲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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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那些舆论认为有才干的人,做着极其轻微的工作,却领取优厚的报酬。然而,最高政权需要有才干的人的协助以进行统治,便向这些人慷慨施舍财物,为此不得不向最不幸的穷人榨取。于是乎产生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涌向君主的国家的财富被散发,并且传到那些有力量去占有它的人的手里,而这还不算大人物的巧取豪夺呢。由此导致了国家财富和私人财富的不幸差别。
难道可以说,在自然秩序中,心脏衰弱而四肢却充满活力,或者是心力充沛而却教四肢无力吗?然而,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却发生这种情况,至少是交替出现。于是导致庶民疏远祖国,对祖国产生怨恨的现象,而祖国对她的大部分儿女也变得残酷起来。不幸的人说:既然国家对于我是空的东西,没有任何好处,干吗要强迫我满足国家的需要,促进它繁荣昌盛呢?让国家灭亡好了;国家的不幸并不会增加我的不幸,也许我甚至在它覆亡的废墟上多少会找到一些好处呢。
政治家,或政府强加的重压没有落在他身上的人则说:千百万人死于贫困或在可悲的境况中苟活,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只要共和国一般来说能够繁荣就行了。
战争的原因,征服者的丑行
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人们竟想到分田,分森林,分牧场,分家畜,甚至河流、湖泊也加以瓜分;那时集居于一块土地并习惯于共同过安宁生活的人彼此还多少保留一点儿表面的团结,因为尽管各自的利益已经分开,但私利还未大到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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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自 然 法 典
长到使同一社会的成员竟至流血和决裂的程度,即使强盗之间也会遵守某些纪律的。
但随着人民改换住地,彼此远离,他们变得互不认识,于是只作为不同种类的动物互相看待。由于同一地方的人之间带有多少的互相尊重,占有的狂欲有所克制,较为收敛,而对于没有共同之处的人就以为可以肆无忌惮了。每个人都认为,消灭或远逐自己近邻的另一个民族就是为社会服务。于是导致民族间非正义的残酷的战争。这种可怕的祸害来自那个引起我们自己的孩子之间轻度的嫌恶、轻度的争吵的同一根源。
我能够用什么样的笔触来描绘这种暴行呢?最残酷的野兽都不曾因其贪婪而显示过这样的例子。它们并没有整个种类集结起来去消灭另一个种类,而现在两个民族大量的人群布满边界,带着盲目的激情互相交锋,彼此冲杀。咳!我们竟看到人类欢快地从事千万种暴行,嘲讽辱骂受他们狂暴之害的不幸者,而且整个整个民族竞相以残暴为荣。虽然人们有时是由于需要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恶劣的凶暴行为,但他们很快就养成习惯,不需借口、毫无原由地去干,而且以此为荣。那些胆子最大、最凶恶的人变得令人生畏,甚至对于自己的同胞也是这样(因为谁不害怕丧失生命,谁就会很快控制别人的生命)。
他们不可一世的气焰在自己人当中或在战败者当中都赢得了荣耀。勇敢和无畏变成了美德。的确,自从战争成了必要的灾难以来(至少为了正当的自卫是如此)
,就得以荣誉或利益为动力,去激励一部分人冒最大的艰险以保存整个民族。
人们称之为勇武的狂暴(这种狂暴也服务于它使之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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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引起了恐惧和惊讶,无疑正是恐惧或惊讶神化了这种狂热癖好,神化了征服者的可怕名字,而这名字该是一切名字中最可鄙的。
再者,由于一连串的错误使人们陷入混乱之中,并且不得不以犯罪为生,他们变得连自己也讨厌自己,以为也令神厌恶。他们把一切令他们害怕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奉为偶像,他们甚至荒唐到把在最坏的人身上发现的一切特征,即如愤怒和残忍的报复,都加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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