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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划，而只会懒洋洋地处理那些也许将由另一个人来结束的工作。

杰斐逊总统于１８０９年１月２１日（选举前六个星期）写道：“现在，我已如此接近我的退职期限，以致我可以不再参加实际工作，而只提出我的建议。我觉得，让我的后任主动采取他将实行和要负责的措施，是正当的。”

〔这段话出自杰斐逊致詹姆斯。门罗的一封信，见《杰斐逊文集》第９卷第２４３页，纽约，１８９８年〕而在全国，人们的目光都集中于一点：瞪眼看着行将开始的分娩的阵痛。

如果行政权管理国务的范围越大，它的经常活动越多和越有必要，则由此产生的危险也越严重。在一个已经习惯于受行政权统治或往好处说是治理的国家，选举必然造成一次激烈的震动。

在美国，行政权的行使可以慢慢腾腾而不受谴责，因为这种行为本来就是软弱无力和受到重重限制的。

当政府首脑是由选举产生时，几乎总要在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面出现一段不稳定时期。这就是此种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

而且，这一弊端的严重程度，并跟授予当选首脑的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在古罗马，尽管执政官每年一换，但政府的工作原则始终不变，因为元老院掌握着指导权，而且元老院是世袭机构。

在欧洲的大多数君主国，如果国王是选举的，则在每次进行新选举时，王国都要改变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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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联邦宪法５６１

在美国，总统虽对国务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他并不主持国务，压倒一切的权力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的议员之手。因此，能够改变政治准则的是全国人民，而不是总统个人。结果，选举行政权首脑的制度，在美国也就没有对政府的稳定性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但是，缺乏稳定性毕竟是选举制度的一个固有缺欠，以致在总统的本来就已够小的活动范围内，这个缺欠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美国人想得很对，行政权的首脑为了履行职务和承担全副责任的重担，应有充分的自由去亲自挑选下属和随意撤免他们，而立法机构主要应当监督而不是指导总统，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是：一进行新的选举，全体联邦官员的命运就好象处于悬而不决之中。

在欧洲的立宪君主国，人们抱怨行政机关的小小职员的命运经常决定于大臣们的命运。在选举政府首脑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其原因很简单：在立宪君主国，接任的大臣很快就能上任，而行政权的主要代表并未改变，改革活动亦有一定范围。因此，这种国家的行政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末节方面，而不表现在原则方面。在这里，不是用一种制度去骤然代替另一种制度，因而不致引起一场革命。

而在美国，却是每隔四年依法进行这样的革命。

至于说这种立法自然会给个人造成的不幸，我们应当承认官员命运的不固定性在美国还未产生在别处出现的灾难。

在美国，寻找自食其力的生活出路容易得象丢掉官职一样。

虽然丢官后有时会过不上舒适生活，但决不会由此失去谋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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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第一部分

道。

我在本节开头说过，以选举方式产生行政权首脑的危险的大小，因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所处的环境而有不同。

尽管行政权的范围受到限制，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够强大，但它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却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非由一个人经手，谈判就无法开始和顺利进行。

一个国家的形势越是不定和艰难，它便越是需要一项首尾一贯的坚定对外政策。

这样，对国家首脑采用选举制度，也会更加危险。

美国人对全世界的政策是简单的，几乎可以说别人不需要他们，他们不需要别人。他们的独立从未受到威胁。

因此，在他们那里，行政权的职能既受环境的限制，又受法律的限制。总统可以经常改变他的观点，但国家不会由此遭殃和毁灭。

不管行政权首脑如何选举，选举之前和选举时期，总是全国的骤变时期。

一个国家的内忧越大，它的外患也就越大，而这时的危机对国家更有危险。欧洲的国家每逢产生新首脑的时候，很少不为被人征服和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担忧。

在美国，社会被组织得不需要帮助即能自立。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外患。它的总统选举是鼓舞人心的大事，而非导致毁灭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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