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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的，见凡人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他这一死，老王家算完了。王恒烈是他爸要来的孩子，长大念书，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当了干部。很圆满的日子，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意外。我应死，我倒没有死；他能活得很幸福，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自己杀身。我对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