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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果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