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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不管是高端市场还是低端市场，不管是基础用品还是高科技产品，无不进行着殊死争夺。大公司在高端市场和高科技产品里进行堂堂之战，中小公司纷纷在个别产品上和基础用品上你争我夺，大家无不认为这是他们关系全局的生死之战。

说有序，是从市场竞争上来说的，各大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各出奇谋，不管用苦肉计也好，用糖衣炮弹也罢，用美人计也行，随他们的便，只要上帝喜欢；但是有一点儿是不能跨越的，不管是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还是日本公司或者是韩朝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位都是有限制的，各公司的成本价可以不同，可是利润比例都必须相同。比如说一万元钱的产品，各国政府提取的利润比是统一的，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如此做。对日本和韩朝政府来说，抢占中国市场为最高目标，各公司不上缴利润或者少缴一些也行，但是Z国政府不同意，你们要是不收，那么有我来收，而且规定了严格的补贴措施，一旦发现某家公司的产品没有按照“规定”上缴利润或者是从政府那里领取了补贴，将会马上被从中国市场中除名，或者课以重税；而如果在经济危机以后多少年内，某公司接受了政府补贴，事先若不得到三国政府的一致认同，也会被按照某些条例进行惩罚。这些规定都是在中国和两国政府签订贸易协议时明文规定的，可以说是对三国公司多年的严重枷锁，“要想生存，就要付出代价”，这是某位贸易协调官员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些条例规范了各个公司的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倾销行为，因为谁都不敢轻易触动这条红线，使得他们纷纷在技术和服务以及优惠措施上下功夫。有序还表现在公司之间的合作上，贸易协议没有关于公司之间合作的规定，各公司之间可以互相支持，进行市场和服务上的配合，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儿，不用政府提醒，大家都清楚得很，特别是日本和韩朝的公司，配合得尤其默契。日本公司本身就有互相配合的传统，在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为了刺激本国公司的生产，他们常常只采购本国的产品，即使其他国家的产品质量再优秀、价格再合理，也不予理睬，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韩朝公司也不落于东邻日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为了协力抢占中国市场，一些公司甚至进行资金共享，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初期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两大邻居的这种做法，也刺激了中国公司之间的大范围联合，一个又一个的利益集团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相关的公司纷纷组合，互相支持，形成了大公司集团对垒的局面。

说残酷，那是因为厂家众多，而市场容量又非常有限，为了生存，纷纷各出奇谋，定绝计，虽然在产品价格上不能决出胜负，那就从质量、服务和技术支持上致自己于先机。即使是经济危机造成了资金困难，市场效益低下，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还是投入重资进行研究，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大公司财力雄厚，大规模投资成为可能，但是一些小型公司却做不到这些，即使是依附于大公司或者组成较大的联合体，还是仅能自保，因为每个公司的资金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制的支持这些暂时的合作伙伴，造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另一方面，在整个经济危机期间，东亚三国的科技水平明显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领先于欧美同行，这也是“远东之战”的一个“副作用”。虽然说三国在市场狭小的中国进行了殊死争夺，但结果却并不出人意料，一个最大的后果是中国市场获得了高质量的服务，接受了经济危机期间国际大型公司的厚礼，刺激了消费市场的膨胀。对于这个难得的消费机会，虽然社会资金并不充裕，但是一分钱当作两分甚至三分钱用，能不让市场动起来么？所以，远东尤其是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各大市场中最活跃的市场，恢复速度远远超过欧美市场；同时，作为市场恢复的成果之一，远东的主要大型公司几乎全部幸存下来。而另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远东三国确定了强弱次序，中国和日本最强，而韩朝从各方面都处于了劣势。

远东之战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连日本方面都始料不及，据日本专家评论，危机“使得中国公司真正的成长起来，在民族气氛的影响下，成为能够同日本全面对抗的商业集团”。自此以后，不管在中国市场，还是在世界市场上，后起的中国公司都有了和日本乃至全球同行全面竞争的能力；支离破碎的中国公司结成了战时联盟，各公司互相配合，默契合作，利益共享，不再是国际公司零零碎碎的代理人。这些联盟大多被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组合严密的联合战略体，在战后的全球市场争夺中，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势力集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