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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亭路的情形。他随父亲看守过当时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房产，因此从小生活在这条华亭路上。对于华亭路在1949年之前，他的评价是：“土豪劣绅”的高级住宅区。“洋房花园，马路干净，春天花园里全是花，格是老那个的噢。”他住在这里的经验是，牢牢地记着在他七岁的时候，因为和华亭路上外国人学校的外国孩子玩，被学校里的外国人老师打了一个耳光。当时这条路上除了他和父亲看守房子住在这里之外，几乎没有普通中国孩子可以玩，他总是越过华亭路到延庆路上的大德里去找男孩玩。对于现在的评价是，当然不如从前了，现在是大家公用的东西，总不像独家人家用那样当心爱惜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华亭路（3）

跟随陈姓老人走上三楼，在东侧的房间里看到了与墙壁相连的长写字桌，在它的上方有一个长长的架子，架子的两边，有椭圆形的玻璃小窗，他说：“这是‘他’的办公桌。”在大修中它被漆成灰色。

我相信他是属于那种挟着一点小钱来上海的洋人，照十年前在深圳的北方人的话，是捞世界。他来到上海，远离英国的法律与等级，带着人种和国籍的傲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滋长出来的掠夺的兴奋，他在贫穷的东方赚到了大钱，这实在是一个有无限寓意的悖论。在这张办公桌前，不知他算过多少笔账，计算他的财产和取得财产的途径，而他的方法如何则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上海人来说未尝不是残酷的。1900年英国亲王到上海来访问租界时，目睹他的同胞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曾经说，这些人贪赃枉法，毫无道德准则，不能够代表真正的英国人，更谈不上代表英国的贵族。

然而，租界的使用则来自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在那张写字桌上，不知“他”写过多少封寄往欧洲的私人信件，向旧大陆的人描绘这冒险家的乐园，他也许会描绘一些我们这些地道的中国人都不曾看见的历史：1914年洋泾浜被填成爱得加路，我们只知道延安中路，可当时这条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租界的地盘。他是英国人，也许还要描绘一下跑马场赌场的情形，而我们只是为乘49路车，在人民广场上走来走去。或者他会像玛格利特·杜拉斯那样写一些*？这是一段怪异的历史，洋人在租界营造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人伦，又点染他们的生命故事。

然而他们这些发财的生意人，其实并没能给上海留下房子之外的文化上的影响，真正影响了上海的，是法租界容纳并欢迎的白俄，那些随着最后一条从苏联逃出的皇家舰队兵舰来到上海的白俄贵族，他们来到法租界以代替法国。在“他”的办公室窗里，我能看到襄阳路上东正教堂蔚蓝的圆顶，那是白俄建立起来的教堂，还有东湖路上的那条红砖的大弄堂，十几栋有俄式宽大窗台的小楼房。

那些来自俄国的旧贵族，当年与法国的贵族联姻，在辽阔的东部欧洲长着白桦林的土地上，说法国话，吃法国菜，穿法国时装，在心里奇怪地装满了对西欧文明的崇敬和向往。然后一场大革命把他们从怀想法国的俄国赶了出来，他们来到上海，过流浪的生活，在心里怀着对法国的向往，和对过去在俄国向往法国、制造法国情调的好日子的双重怀念。他们不学做生意，不为生活艰苦奋斗，不放弃贵族风花雪月的生活方式，在淮海路开真正的西餐馆，在有钱人家里教授训练有素的钢琴和芭蕾，在工部局的交响乐团里演奏出第一流的西洋古典乐，使这支乐团成为世界十大著名乐团。他们在岳阳路上建造普希金铜像，在丽娃河边当陪笑的女招待，对客人诉说一段公主的短暂历史，通过许多感伤堕落但顽固优美的景象，是他们，最后把那种对西方的怀乡病永远地固定在上海租界文化的中心和上海人对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坚持之中，即使是在最禁欲的年代都不能泯灭。

由于上海地铁施工，红砖尖顶楼房前面的花园彻底消失。六十年代时，童年时代的我在路过这里的时候，曾经看到花园里种满了红色的玫瑰，我认识玫瑰花，就是从这个如今消失在地铁站口的花园开始的。

华亭路（4）

从五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的*之前，这里一度人去楼空，后来由人民政府征用、出租给中国人的华亭路上，出现了一排由洋铁皮搭建起来的旧货店。旧货店里光线昏暗，堆放着许多旧式的家具和西洋的餐具以及什物。高高的柜顶上放着白底蓝花纹的法式餐具和大水罐，是那种老式的放在卧室里的水罐，裂了长长的发黄的一条纹。角落里还有旧钢琴，乘人不在时，小孩偷偷打开琴盖，发黄的白键是用象牙做的，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