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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仁坤也觉得水师非常重要，并且为太平军的水师感到头痛。他曾想出奇制胜，焚烧太平军的船队。他对江忠源说，鄱阳县的知县沈衍庆办事果断，很有谋略，可以命令他率领所部一千人，准备一些船只，在稻草里面藏火药，从水上袭击太平军。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邓仁坤又下令将几十艘运粮船改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的畅通。

江忠源听了郭嵩焘的意见，大为赞许，便请郭嵩焘拟写奏疏，请清廷下令，责成湖南、湖北和四川各造二十艘长龙快蟹战船，操练水师，命令广东筹款购买一千尊大炮，配备到所有战船上。

江忠源当天就派快马将奏折送往京城。文宗阅后，批准照办。湘军水师的兴起，起源就在这里。而湘军全靠有了水师，才有可能在后来大规模出征时，截断江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郭嵩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阵营中的所有有识之士的重视。这充分表现了书生观察问题的敏锐性。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已有两年多，直到现在才有一个人明确地提出，没有水师，就无法与太平军抗衡。而这个人物，就是湘军大本营的高级谋士。

郭嵩焘在1853年提出建立水师，距离1815年美国建成第一艘明轮蒸汽军舰“德莫洛戈斯”号，已有三十八年。这艘后来改名为“富尔顿”号的轮船，排水量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五吨，航速接近六节，装有三十二门十四点五公斤的火炮。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这个夏天，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依靠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当时西方的强国还没有造成铁甲舰，中国人和日本人处在同一个起点上。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水战技术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洋，但并非没有可能赶上去。日本人后来急起直追，成为海上强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1853年的南昌守军而言，造船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郭嵩焘说，南昌被围已久，造船工程不是指日可待的，眼下时间仓促，只能先造一些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巨筏，把火炮排列在筏上，与陆师一起，夹岸冲击太平军的船队。

巨筏造成了，却没有立刻派上用场。围攻南昌的太平军已于9月24日撤围，扬帆北去。直到下一年，这些巨筏才被曾国藩用来堵塞湖口。

邓仁坤见太平军撤走，对巡抚说：“贼寇是主动撤离，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要求大力修筑城防工事，亲自监修炮城和炮台，在城墙上修建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了望台和了望楼，加宽和加深环城壕沟，要求宽度和深度都要达到三丈。还在壕沟边修筑炮台，用石块垒砌堤闸。这些工程，总共花费了十四万多两银子，把防御工事修得固若金汤。

这些工事后来为曾国藩防守南昌提供了极大的好处。不过，这些事情都与江忠源没有关系了。

南昌解围之后，大家把南昌的保全，归功于江忠源。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赐给他白玉翎管和白玉搬指。

楚军再次扬名，湘军初次在省外获得了声誉。

1853年，咸丰三年（20）

邹汉勋和邹汉章两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邹汉勋升为知县，邹汉章升为训导。邹汉勋继续跟随江忠源征战，邹汉章却离开了楚军，到长沙投奔曾国藩去了。

江忠源受到了褒奖，处境却在恶化。他的部队没有及时地得到军饷，部属仗着刚刚打了胜仗，索要饷银和奖赏，引起大哗，勇健的军士大多数散去，江忠源的兵力大大削弱。

胡以晃等人主动撤掉对南昌的包围，北上湖口。当时石达开奉命驻扎安庆，主持西征战事，决定分兵两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军西进，直取武汉。胡以晃和曾添养率军固守安庆，保证天京至九江交通无阻，并经略安徽北部，策应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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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3年长沙最炎热的三个月里，曾国藩不仅感觉到了天气的闷热，也感到了官场的挤迫。

骆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这些文官都在挤兑曾国藩。他们表面上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长沙的武官们则不然，他们认为曾国藩手伸得太长，介入了他们的权势范围，要给这位钦差大臣一点颜色看看。

7月份，曾国藩把他看好的参将塔齐布上疏推荐给文宗，同时弹劾唆使提督侮辱自己的长沙协副将清德。曾国藩说，塔齐布忠勇勤勉，可以大用。他甚至说，塔齐布将来如果作战不力，他愿意与塔齐布一起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