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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大体上组成了新政府。他经常睡得很好，钓钓鱼，打打高尔夫球，访问了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还到纽约的剧院去看戏，并且同家人欢聚一番。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阅读了上二十本议论中肯而又令人愉快的书籍，批阅了数十份报告，并且一再跟他的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不仅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而且拜访了赫伯特·胡佛、比利·格雷厄姆、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了十九次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当时居住的不论什么住处的起居室或图书室里——在棕榈滩、乔治城，或者在卡莱尔大饭店的楼顶房间里，而且他的“办公室”总是生气勃勃的。在肯尼迪参议员接见一个可能被任命的人时，另一个人已等候在他的卧室里。有时候，等着的还有一个要向当选总统作简要汇报的助手和一个应邀前来看他的代表团。外面，新闻记者和特工人员群集着；里面，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我曾记录下一天下午他给我的指示（主要由于我为别的事碰巧在那里），那可以说明他的活动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鲁萨，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厂，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杜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恰好在我再次跟当选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最后打给莫尔斯参议员的这个电话的回电来了——那时，莫尔斯正在纽约我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里——肯尼迪接了这个电话：“是的……他在这里，总机吗，电话由我来接。……我就是参议员肯尼迪，今天我替索伦森先生接电话。”

然而，同这种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可援的。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象1953年时那样，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但是肯尼迪对他所担负的使命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到，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我们的议事日程应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获得提名之后，这位参议员就曾经相当公开地责成手下在竞选后的过渡时期内发表一系列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斯图尔特·赛明顿主持写的关于改组国防部的报告、艾德莱·史蒂文森主持写的关于对外政策诸问题的报告、保罗·尼采主持写的“超党派的、代表两党的”关于国家安全措施的报告以及众议员弗兰克·史密斯主持写的关于自然资源需求情况的报告。此外，艾夫里尔·哈里曼将到非洲去视察，参议员乔·克拉克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则应准备一些民权方面的新议案。在竞选刚开始时就宣布进行以上一项项研究，这在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后，公布这些报告已经不再是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了。作为制定各种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基础，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了。公开的报告也是有用处的，它们可以作为试探政治气候的气球，还可以作为肯尼迪获胜的势头仍在持续发展的公开的明证。

史蒂文森报告中常常涉及的几个论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乔治·鲍尔和约翰·沙伦领导的几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