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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辆出租车经过，她挥手拦住它，就这样以广州妇产科医生闻所未闻的方式来到了医院。

方孝祥浑浑噩噩地推开家门，他深信他离死亡已经不远了。他也做好了准备随时奔赴死神的约会。

他在某些方面确实聪明，而在某些方面又过于幼稚。他在努力解剖自己：是运气不佳？是赌技不精？还是心虚导致的不良情绪影响了发挥？有时他觉得三者都有，有时又觉得三者全无。比如当他拿到一对“Ｋ”和一对“Ａ”时，他当然敢于把台面的钱全押出去，而结果对方却是“同花顺”——这能说是运气不佳，赌技不精或心虚吗？若是运气不佳，或赌技不精，他就不会拿到这样的大牌，若是自己心虚，他又哪来的勇气敢下全注呢？——可他终究还是输了。

红眼盲目地把这个药材商看成瘪脚货，看来未必。他不仅在麻将上能胜方孝祥一筹，他压根就是个全能。这些日子下来，凡是方孝祥能玩的赌博门类，全玩了个遍。他心急如焚，急于翻身，不惜换各种花样，使出浑身解数。一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这个赌场老手会败在一个卖卖冬虫、夏草的药材商人手中；二是因为他再也输不起了，多赔一分，就仿佛阎王爷在他方孝祥的“阳寿簿”上减去了一年。

更加受怨的是红眼，他好心安排赌局，好说歹说地把已经有点起疑的药材商叫过来。连哄带骗，费尽心机，为的是让他方孝祥有翻本的机会。这下倒好，该翻本的没翻本，而连累他这个陪客也一下子陪进了七、八万。

按理说，方孝祥与红眼的暗中合作是天衣无缝的，而应该成功的。在红眼的配合下，他很少拿过小牌，若在平时，这样的牌运准能让他横扫千军，可是那脑满肠肥，一脸蠢样的药材商却能屡屡如有神助般地盖过他——他除了痛骂苍天无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已赌得人困马乏，筋疲力尽了。赌桌上大起大落，赌桌下远虑近忧，所有的一切都折磨着他的神经。他能不担忧吗？平均每夜要输掉两万元，最少也输了六、七千元。赌桌上的情形是：要么药材商独赢，要么药材商和红眼双赢（前者赢多，后者赢少），当然，他与红眼，甚至他方孝祥独赢的时候也有过，但他想不起是哪一场，或者具体赢了多少钱了。好在红眼到底是个知轻重，讲义气的人，要不是每场下来，药材商滚蛋之后，他把他赢的那部分钱如数还给他，他输得恐怕还要惨。但那又怎么样，光靠红眼退还的钱，根本不能挽回他失败的大局——他只得第三次向红眼借了钱，共计已达五十万元。

他两眼茫然，思绪混乱。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也不关心，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只知道下午还有个赌局。他回来是来睡觉，养养精神而已。

他上楼去了，根本没发觉家里早已空无一人这个事实。

急促的电话铃吵醒了他。他头晕眼花，烦燥得很，将电话筒拿起又搁下，但实际上保姆已经买菜回来——她接了电话。她原来以为孙小姐仍然像往常那样在楼上书房内安安静静地看书或画画，她也就安心做她的饭菜。谁知道她已经在医院产下一子。

她又急又喜，匆匆上楼。她在楼下见到方孝祥扔在沙发上的外套，就知道这个糊涂的父亲已经回来了。这个时候，他无一例外是用来睡觉的，若在平时，她听之任之，经过房门，她也愿意把咳嗽忍住，但这回可不一样，非同小可，不是吗？

方孝祥被她从床上生吞活剥地拖了起来。方孝祥差点没将她当成沙袋，以试验他养足精神之后的右勾拳。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不出保姆所料地那样转怒为喜了——尽管她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他脸上看出那么点喜的意思来。

“几点了？”他问。

“快十二点了。”

“拿衣服给我。”他迅速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浑身一股蓄势待发的干劲。保姆偷偷一笑，在那一刻，她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了。孩子的诞生使保姆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希望，她虽然不能原谅这个浪子，但她能原谅一个刚做父亲的人。

“我先下去煮两个鸡蛋，你随便吃点，迟早也不在这会儿功夫。”她带着由衷的喜悦对主人说。

他点点头。

他胡乱地擦了把脸，刮了刮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刷牙，光漱了几下口，就吞掉了碗中的那两个鸡蛋。

“你代我去趟医院吧。”他披上外套。

“啊？那你呢？”

“我有事。”

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家门。

第七章

保姆又气又火地赶到妇儿医院。她对方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