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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他的父亲，每一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的，好像是离了红萝卜不上席似的，每周到少有两天在挨批斗。

陈义华挨批斗，他一直坚持的是无所谓的态度，不就是富农吗？不就是陪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现在挨批挨斗，只要我的子女只顺顺利利就行了，现在建国的成绩不是在班上，学校，同年级都是数一数二的吗，我还有什么值得担心和害怕的呢？

陈义华想到这些，想到了他挨批斗，他的父亲陈德理，老婆余小珍都能躲过这些批斗，他受一点批斗又算得了什么呢？能换回一家人的快乐和高兴，那也是他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应该做到的。说真的，如果让他为了他家的某一个人去死，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扑汤蹈火的，在所不惜的，这就是他，陈义华，规规距距的陈义华，堂堂正正的陈义华。

正因为在陈义华的心中，有了这种想法，所以他活得轻松，活得愉快，活得幸福，更活得实在。

每一次批斗会，学校的学生都是批斗的主人，学校也就成了名不符实的主体，可能是学校里除了读书外没有什么别的，同时在读书的同时开批斗会也是为了强掉学习的方向，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为在家村就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学校也出现了宁愿要交白卷的张铁生，也不要有知识有学问的臭老九。

在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因为农民朋友

知道，如果自己不种好庄稼，就会像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搞得路上到处都是浮肿之人，到处都有饿死之尸，所以他们在一边搞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边种好自己的庄稼，以他们的口号就是多生产粮食，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说毛主席都这样号召了，他们谁的话可以不听，但毛主席的话不能不听，是毛主席让他们翻身从农奴当了主人呀！

学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了，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与文化有关呀，学习知识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呀。

红卫公社中学也不例外的，他们在阳校长的领导下，从一九六七年国庆节过后，每周就只上四天的课了，读书的时候每天就只剩下上午的四节课了，下午基本上都是舞蹈的排练，合唱的准备，相声的对说，口技的摹仿，口号的齐呼，以及，以班为单位，以年级为单位，以学校为单位等进行队列的整理和训练。其余的两天就是到红卫中学的大操场上去开批斗会了，那时的纪律可谓严明，是游行着，呼着口号去，游行着呼着口号回，声势浩浩荡荡，还真把那当回事在办。

阳校长在学校里就忙两样事，一件事就是如何把学生训练好，能真正体现学校的风格；二是在学校内揪斗臭老九知识分子，他想在开场之机，弄两个典型，也好树立学校的名气。

第一件还好办，他有副手丁有亮，这个任务可以完完全全地交给他去办，他下去后再把这个任务交给各班的放主任老师和艺体组的老师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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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就难办了，他们这儿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如果要权典型，那树谁呢？树谁都难办？树谁都困难？

阳校长首先想到的人是袁江，可袁江是以前校长，如果批斗他，别人会认为他忘恩负义，不懂人情事故，不知人间冷暖。他最后选定了两个老教师，以前在国民常时期的所谓的公立学校上过课，一个是朱梦华，一个王世明。

阳校长在定好了这两个人后，马上就去了红卫公社，找到了刘行知书记，和他商量学校的批斗的事情，阳校长同时也把他的思虑告诉了刘书记，刘行知心里想批斗袁江，因为他不服气他女儿的成绩比他女儿的成绩好，但这终归是人民内部矛盾，上不了桌子的，所以他也同意了阳校长关于批斗朱梦华和王世明的请求。

在阳校长回学校后的第二天一早上，学校就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朱梦华和王世明两个臭老九的。

贴出这张大字报后，对整个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又揪起了一场风暴。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这张大字报是阳校长的亲戚，就是教陈建国的算术老师李红燕写的，据说是受阳校长的指示下进行的，人们都知道李红燕被阳校长当枪使了。

学校因为有了第一张大字报，阳校长就召开了一次全校的教职工大会。

在全校的教职工大会上，阳校长表扬了匿名大字报的张贴者，说那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小闯将，将来定有大展宏图的机会的，也号召全校的教职工向张贴大字报的匿名者学习，致敬，揪起红卫公社中学活学活用文化大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