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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1990年10月的个人转变时，西拉耶夫说：“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补充道：“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变成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了。

西拉耶夫是从党—国精英的政府一边起步，最后崛起为一位经济管理者，而阿尔卡季·沃尔斯基（Arkady　Vslsk）则是从与政府平行的共产党经济管理机关中爬到这一位置的。1969年，沃尔斯基到中央委员会的机械建设部工作，1985年升任为该部部长。198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89年，他在自己的工业专业之外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特使，试图解决那里爆发的尖锐的种族冲突。

在1991年政变爆发前，沃尔斯基并没有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政变发生时，他募集了一些钱送到被围的“白宫”（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所在地）给叶利钦。据说，沃尔斯基还组织了一帮商人，谴责政变企图，同时“给危机关头的‘白宫’送去了关键的通信设备”。从此以后，他公开地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不久，他被任命为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委员。

叶戈尔·盖达尔出生于一个旧精英家庭。他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是一位内战英雄，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叶戈尔·盖达尔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8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位中央计划的坚定支持者。1987—1990年间，盖达尔负责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之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报纸《真理报》任职。

盖达尔在《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工作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据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阅读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内容。他正在寻找另一种意识形态，终于在自由市场的、放任主义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它。1991年秋，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共和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成了推动俄国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休克疗法”战略的首倡者，对此我们将在第9章再作详细讨论。

结论（1）

1987年前后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要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

精英成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福利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些。

在共产党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的共产党这一边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1991年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多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经历，使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简单地忽略掉许多苏联官员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