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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补益也不能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超越于形体的力量——它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风纪，在它出现时令人肃然起敬。

戴高乐不谈怀疑，只谈坚信。有时他会出错，即使是他的错误，在历史上也变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兴法国过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们奉为神圣。

用马尔罗的话说：“他是一个比昨天还古旧，比明天还新颖的人。”

他是一个现时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个概念、一种感觉——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见而又不可见，可以感触而又不可捉摸。这正是法兰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观念上的法兰西，而是精神观念上的法兰西。

戴高乐向法国人提出一个法国可能变成的法国幻象，而且通过告诉他们这就是法国的过去，他帮助法国变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中央王国”那样——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边缘——戴高乐也把法国看成是中央王国一类。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响法国时才有意义。在分析世界事务时，他目光冷静而远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或保护法国的利益。

他是法国的代言人、保护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就是法国。法国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整体。他体现了法国，他不仅在世界上代表法国人，而且对法国人来说，也代表法国。

戴高乐不特别喜欢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由于这个原因。

他也不特别喜欢法国人，但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他热爱他的家庭和法国。在他与别的国家的关系中，要紧的不是他是否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是这种关系能为法国做什么，或者是对法国可能有什么影响。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戴高乐的一生都被卷入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但是，争论的结论是清楚的，要是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没有戴高乐，就不会取得法—德和解。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可能陷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之中。没有戴高乐，法兰西精神——许多世纪以来，它的振作、它的热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独特结合的特点，都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可能已经消亡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具有生命力和强大。

我对戴高乐和他生平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悼念他的仪式即将结束时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要人物开始鱼贯而出。许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谢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前来参加仪式。然后，在我走近出口处时，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开始奏出了激动人心的《马赛曲》。我停住了脚步，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坛。就在这时，另一位外宾显然为音乐所感动，走过来握我的手问候，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就此消失了。我经常想：正当这架管风琴演奏《马赛曲》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一起转向祭坛，齐声高唱法国国歌的声音与琴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这座古老的大教堂里，没有什么能比此情此景更适于捕捉夏尔·戴高乐的精神了。

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东西方的会合

1951年春一个天气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岁的日本绅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赏花会。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消息：杜鲁门总统已经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位主人看来颇为震惊，他向来宾们表示歉意，告辞了。他感到心烦意乱，半个小时以后才算平静下来。

这位绅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无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伤感的时候。这位惯于用锤子狠狠敲打对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种残酷的职业。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曾经打得难分难解，现在，麦克阿瑟终于败北了。杜鲁门是对是错姑且不论，但是，即使这位受人爱戴的将军今后不在其位，日美关系还是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国总统，不致使他从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条约笼罩上阴云。

吉田向他的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不拘外交辞令地赞扬他行将离任的这位朋友。其实，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鸣。

然而，这种感情与吉田似乎是极其不相称的。他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