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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着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私人财富,和他们严格的保密制度,不无关系。
四明银行创办者是当时沪上颇有知名度的宁波帮人士虞洽卿、袁鎏、朱葆三、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璋、周晋镳、陈薰等。它将营业种类分两部:商业部,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行银洋各票业务;储蓄部,收存零星款项。它的经营方式完全仿效钱庄的做法,以商业往来为主,营业时间也与周围钱庄毫无二致。但与钱庄明显的区别是它在开业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了钞票发行权,发行的兑换券有4种:壹元、贰元、伍元、拾元。
吞并了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之后,四明银行成为了上海滩金融街举足轻重的华资银行,并进一步推出了新式纸币,分为元、角、分三个等级,以十进制兑换,面额分别是壹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五角、壹元、贰元、伍元、拾元、贰拾元,面额更小更细,便于流通。最初发行额二百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广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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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大学堂里,蔡元培正在给学生们讲课。
蔡元培问道:“有人说清之天下,非得自于明,而得自于流寇,你们怎么理解?”
有学生答道:“是李闯打进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
蔡元培有笑着问道:“可李自成为什么会造反?”
讲台下有学生举手,发言问道:“先生,据明史记载,主要是陕西大灾,明廷不但不减税,反而继续加派赋税,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才纷纷起来造反。特别是为了和满清开战,加派三饷尤为苛刻。”
蔡元培笑了笑,说道:“你们说的都对,但是这只是表象,中国历代的兴亡,其实可以从土地上找出原因。每个朝代前期,土地兼并之风还不是那么厉害,故而天下可得安生,中期以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而赋税却越来越加于农民身上,地主大都有权有势可以不缴纳,而农民就只能饥寒交迫,他们无奈之下,或者逃亡,或者依附于地主。但朝廷的赋税是不会减少地,这些空额就只能由其他农民继续承担,好比一村本来有100户纳税,后来变成了50户纳税,纳税的人少了,税额不少,等于每户的份额就多了,更加刺激其余的农户流亡,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天下大乱,造反蜂起,然后就是打仗、死人。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人口减少,有些地主死于大乱,他们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这个兼并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等太平日久,又开始新一轮地兼并,然后再大乱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怪圈,每个王朝开头都是政治清平、社会安宁、百姓可得温饱,到末期却都免不了民不聊生”
又有学生说道:“那按先生所言,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顽疾老婆,崇祯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面多明朝末年这种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
蔡元培说道:“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坏皇帝相比,总归对百姓是有所好处,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为帝,明恐怕不会亡得那么快,但人终究有一死,李世民的子孙不可能都象李世民这样能干、英明,这个王朝总有亡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传贤不传子,可以保证天下安宁。”
学生们感叹道,“这就是所谓的天下能者居之?”
蔡元培笑着说道:“我给你们讲这些,主要是启发你们,你们注意到没有,各大列强自己也有农业,也有农民,也有地主,也有穷人也有富人。可他们也有土地兼并,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农民起义,没有洪杨之乱,就不亡国呢?”
大部分学生摇了摇头,少数同学说到了洋人工商发达,所以农业税收的少,农民才不至于落草为寇之类的话。
也有人说主要是靠掠夺我们这些弱国,且不说自道光皇帝一来的历年赔款,是光甲午一战,赔了小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国近十年的赋税收入,辛丑条约赔得就更多了。
蔡元培点了点头,说道:“这只是其中一二,你们说的不完全对,列强之所以发达,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是因为他们发展了实业,或者说工业。一国的土地终究是有限地,但人口却是年年增加,僧多粥少,迟早要出乱子。试想,一千亩的田,可以安置五十个人。可用这块地来开纱厂,可以吸纳一千人以上的人,又比如一处一千亩地的煤矿,如果用来挖煤的话,起码得雇五千人才够,它们创造的财富何止种田的千倍?所以,人家洋人根本就不用整天想着压榨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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