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页)

有营而无兵，甚至看城门雇佣地痞无赖，每天要支付100文钱。在榆林，绿营之中，士兵穿得像个乞丐，为了换酒喝，竟然将军械卖了。绿营一标有3000余兵，却只剩下十分之一，其他都做生意去了。

除了制度缺失外，军人的战斗力还要看其基本素质的好与坏。八旗兵是世袭，这些兵早已成为纨绔子弟了。绿营兵虽是召募，但也不行，因为它是国家召募，凡当兵者，一切由国家供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吃皇粮”。而清朝社会的兵源却很成问题。首先，是读书人不当兵。其次，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当兵，只要生活过得去，以种地为生的农民通常是不愿意当兵的。最后，工商手工业者也不当兵，这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手艺，靠手艺吃饭，或者经商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脑袋活，也不愿意当兵。因此当时的主要兵源是游手好闲者、各行各业的破产者和已经退伍的人。他们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这部分人在管理松驰时，身上的恶习很容易发作起来，成为社会上的毒瘤。

华勇营之所以能成功，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中的“廉洁”，在当时普遍实行低饷、并且“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使得这些士兵有了荣誉感，所谓“好男”亦可当兵。也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亦效仿洋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皆以为这是袁的北洋军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罗伯斯~~~”徐天宝郑重其事地说道：“你不光要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士兵，还要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军官。你现在训练的士兵，将来也会成为教官，去训练更多的、和他们一样的新兵。我希望你能倾囊相授，没有保留。至于薪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足够多的钱！”

“长官，士兵追求的是胜利和荣誉。”罗伯斯敬了一个军礼

◆◆◆◆◆◆

自从铁血会离开之后，元宝山乃至赤峰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平静。从东北逃难来的难民逐渐在当地开始定居，他们除了受雇于徐天宝的工厂之外，许多人租种了徐老爷的田地，或是到县城里寻个差事。因为人多，大部分雇主都只要提供食宿就能雇佣到身强力壮的大男劳力。

由此，所谓赈济、安抚灾民的事也就没人再提了，一切的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赈济灾民的大米、小麦也不再往厂里运了，徐天宝花大价钱买来的法国石磨面粉机和几个赶制出来的土石磨也成了摆设。而祥记米铺也挂出了米面的新牌子，每斤涨了贰分。粮食是大众消费品，它一涨价，立刻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徐天宝也无法置身事外。只是，此刻的徐天宝还有意识到而已。

由于提炼玄武岩炼制铸石的工艺繁琐，而且引用范围比较小，所以徐天宝放弃了一开始打算做铸石的打算。他把水泥立窑的图纸交给了海因里希，让他分包给至少十家欧洲工厂去加工零件。因为零件图纸和序号被打乱了，这套有近千个零件的设备图纸至少几百万种排列组合，即便是图纸全部汇集到一个人的手里，短时间内也无法弄明白这些零件的用途，更无法逆向复制出整套设备的图样。

因此，徐天宝就打算在现有的产品上发掘潜力，他的注意力正放在另一种大众消费品上——香烟。

明朝末年，入朝鲜作战的东蒙军队将吸旱烟的嗜好带返本籍。这是烟草传入内蒙古的最早记载。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朝鲜王李宗举兵抗清，同年十一月，清军决定攻打朝鲜，十二月，蒙古的科尔沁部与土默特部骑兵受命赴朝作战，翌年二月始返。他们在朝鲜沾染了吸烟的嗜好。是年，朝鲜牛瘟流行，其王李宗在役牛缺乏、百姓饥饿的逼迫下，想到了蒙古军队嗜烟，遂派成鈛带烟草赴东蒙交换役牛以归。

而后，旱烟和鼻烟的吸食更从东北及内蒙古南部的汉地传入内蒙古。道光年以后，先是法国的天主教遣使会神父，后是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神父在内蒙古传教。这些人多抽烟。由于他们攫取了当地人的土地，所以自己种烟，更将吸烟斗、烟锅的习惯传给了教民及附近的男性居民。烟具是身份和艺术癖好的象征。作为装饰，一般有钱人的烟杆嘴子，往往用白玉石、绿翡翠等名贵物品制成。烟杆的花样更多，如虎皮花纹的虎皮杆，还有用朽木及万年蒿等名贵木料的。烟袋锅则有花纹银制、包金等，名贵者有与一匹骏马等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