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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时候了。而且他知道，皇上年轻果敢，有为之君，定能虚心纳谏，一力推之。到那时，自己就算是落得个‘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结果，也是君子正色立朝，在所不惜了。

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奏章，是针对各省兵员冗杂，国家用度不足为由，请求大力裁汰。这份奏章的名字叫《议汰兵书》。

奏章封上，皇帝那边再也没有了下文，弄得曾国藩心中很是嘀咕了一番，是不是自己在折子中的话太过切直，引得皇上不喜？

在上一年三月中旬的时候，皇帝就看到了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其时正是各省督抚为文煜的一道裁撤各地勇营奏折闹得沸反盈天的当口，皇帝明知道曾国藩奏折中陈奏的都是正言谠论，也不想、不情愿让他为了这件事得罪了全天下的人，故此，一年来，他一直把这份折子留在身边。

这一次曾国藩到行宫陛见，皇帝先向六福说道，“去，把朕随身带着的匣子取来。”

匣子取来，皇帝拿钥匙把上面的铜锁打开，取出了一本厚厚的白皮折子，“曾国藩，这是你上一年给朕上的折子，赛尚阿，你给同僚念一遍。”

尚阿从地上爬起来，在六福的手中接过奏折，先展开来看了看，奏折的内容很长，不过用字很浅显，他确认能够念断句了，这才朗声诵读：“……窃维天下大弊有二端，一曰用度不足，二曰兵武不精。兵武之情状各省不漳泉有悍卒，以千百人聚众械斗为常；黔蜀冗兵，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匪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良冒功。章奏缕陈，谕旨缕斥，不能稍变故习。”

接下来，曾国藩在折子中就用度之绌大发阐论，“……至于用度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致甲辰，五年之间，一浩于夷务，再浩于库案，三浩于河决。固以不胜其浩繁，乙巳之后，鲁豫之旱，歉收恒在千万之外，又发帑数百十万两以赈济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

“宣宗皇帝每与臣下谈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叹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材之非计也。臣尝计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统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而水旱偏灾，虽尧汤不免。以咸丰元年之丰稔，而有江浙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为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子所深耻者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每多搜括一份，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

“至于岁出之道，兵饷为第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羸绌一大关键，请即为我皇上陈之。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份，总兵六十份，副将而下依次递减，至千总五份，把总四份，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尝在六七万。”

“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相羸绌一大转机者也。”

“……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举，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两。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书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以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七千万两，请毋庸概增。高宗旋以廷臣议驳卒。”

“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两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余，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也易；节之如此之少，且难矣。”

接下来他说，“今臣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唯缺出而不补，则可缓缓行之，而可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癣甚者，比剜其腐肉而生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新肉，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驰怠不知所底。”

“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而力愈弱，饷愈多而国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