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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真正到手的钱，还没有那么多呢这还不必提再进行二次换算，成了劳民伤财的折腾人的把戏了”

阎敬铭知道他不懂，只好给他解释几句，“皇上，这是不同的。”在户部任上数年，入职军机处以后，也是管部的大臣，后来又向身在北京的外国教习，通晓经济之法的人请教多时，阎敬铭在这方面，真可称是大清第一人了。特别是在咸丰七年之后，朝廷新开天津等三地口岸，和往来中华的外国人经营商贸之事，使得各省——特别是沿海各省的经济状况进入到飞速的增长期，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各省分别请旨，开炉鼓铸的银圆、铜圆为数甚多，但出现了两处弊端：第一是鼓铸的数量很多，却品质不一，解送到部的官宝银子，总要折色；第二就是各省虽然能够使上缴国库的税银大量激增，但却引致银价大涨，到咸丰九年的时候，市面上一两本来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的银子，增值到要一千六七百文铜钱才能换得。

这样的情况，于富豪之家还没有什么，却苦了小民百姓，更不必提江南数省之中，与洋人交往日渐增加，折磅的亏累相当严重，以致辗转亏折，公私交困。这还不算，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西洋各国，纷纷提出要求，要中国政府施以行政手段，划一币制。而在这之后不久，任职新开三口通商衙门办事大臣的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内中说，“……天津贸易日盛，市面银钱日紧，银号因之居奇，钱商转以射利，遇有大宗款项，以银易钱则钱贵；以钱易银则银贵，辗转亏折，公私交困。现在各省鼓铸银圆，诚恐钱商有意挑剔，未能畅行。若不设法变通，实不足以通商、惠工、便民。据天津银钱所总局道员李竟成、孙宝奇会同微臣等共同禀称，以该局每年进出银钱甚巨，拟筹五万两为成本，设立通惠官银钱号，将来天津机器局所铸银圆铜钱，随时向该号兑换往来，以利寰法而资周转。”

“……臣查西洋等国，皆有国家银行主持钱法，商贾无从把持，立法未为不善，中国尚未创立银行，亦应随时随地斟酌调剂，臣等所请设立官银钱号，俾银圆可以通行，而市价亦有准则，于公款商务目前既多裨益，如果试行有效，将来即可为开设银行张本。”

这份折子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币制改革，到了这咸丰十二年，也似乎到了把它拿到案头上的时候了，不过他可不准备让李鸿章承担其事——他的贪名在外，若是把这样的责任给了他，不提他办的好不好，日后查出有贪墨之行，自己管是不管？因此灵机一动，把他打发到安庆任职知府，先远远的离开这里再说吧

但他提议的钱法改革，乃至成立银行的主张，却是皇帝心头所系，这一次军机处叫起的时候，把它拿了出来，“朕想，这件事为英国等列洋之国逼迫不休，朝廷中也有人能够见识及此，想来也是该办之务，不过也不必急在一时。我大清从来没有过什么银行，官银号虽然也有，但只是京中四大祥等处，京外嘛，大多数是以民间资本成立起来的，”

他说了几句，苦笑着摇摇头，“若是说旁的，朕还能指点一二，这经济之法，实在非所长也。阎敬铭，日后你要多多费些心力了。”

“钱法关系我大清市民百业，臣敢不小心料理？”他说，“只是，臣才短智绌，恐有辜负圣望处，请皇上恕罪。”

“这件事在我中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朝廷上下都要秉持一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心，不懂的地方，就把它拿出来，你我君臣共议；若实在不行的话，也是可以请教西洋方家之士嘛”皇帝用手一指奕，“老六，你不要闲着，此事进程，你也从旁过问一下，最起码，也可以增长见闻，为日后办差打下基础。”

说过了这件事，皇帝又说道，“朕上一年东巡回京途中，有上谕颁行四海，今后这万寿节庆之事，以五年为一小庆，十年为一大庆之期。其余年份，皆不宜铺张扬厉，踵事增华。怎么……又会有人上折子，说应该普天同庆的话呢？”

许乃钊立刻奏陈，“皇上这话，请恕臣不敢苟同。各省督抚上折子，也是应百姓所请，皇上不顾万千之重，北上领军，杨威域外，天朝百姓无不感念圣德。均以为我皇上神武英明，宜乎上大帝徽号。为皇上坚峻之后，臣下未敢再三谏请，但万寿之节，不宜缓从，也好向天下万邦，昭示我天朝蒸蒸日上之景。”

“你这样说话，朕可不同意。数载而下，国事诚然有蒸蒸日上之情，但若是以此为休止，你我君臣安享容华，只怕用不到三年五载，又会随波逐流，回复旧观了。”

他的话说的很隐晦，什么叫回复旧观？回复成何等旧观？虽然并未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