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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调停人的角sè，不过每一次的争执，都是以穆沙维耶夫占上风。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在东南沿海挑起事端，俄驻美公使在美国都听到了‘英国人不仅想在中国得到通商的更加便利的利益，而且还想得到舟山岛’的传闻，还说什么‘法国正在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也指望在太平洋沿岸得到某些东西’。

其时，驻北京的俄罗斯教士团团长，修士大祭司巴拉迪，这个一直以‘政治成绩远高于文化成绩’著称于世的老人，则以更加蛊huò人心的语言向圣彼得堡报告说，“现在，随着和平的奠定（这是指巴黎合约），我们已不再受拘束，我们的行动应具有明确xìng，对合并阿穆尔河左岸，我已经不再怀疑，自由航行只是权宜之计，此种做法既不妥当又很缓慢。”

巴拉迪是个中国通，连续担任第十一次俄罗斯教士团的成员和第十二次教士团的团长，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非常流利。在信中他说，“中国如同一个固执的老人，他喜欢别人表面上顺从他，这样就会默默的做出一切让步，我觉得，事情可以毫不声张的顺利解决，但是要FoRcEd’aLLER（法语，行动）。”

穆沙维耶夫对此跃跃yù试，他坚持认为‘中国政fǔ处境越艰难，他就越难以理喻’。因此，‘同中国政fǔ谈来谈去毫无益处，一切问题只要由我们自行解决看行了，因为中国政fǔ不敢，也不会阻挠我国行动。’他牢牢记得尼古拉一世在死前的遗训：‘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

但不等穆沙维耶夫动手，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叫普提雅廷，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有伯爵袭位。他多次参加沙俄的对外战争，引起沙皇的注意。1842年，他出使伊朗，并取得里海贸易权，建立了两国之间的航线。普提雅廷非常善于用外jiāo手段为祖国谋取利益。伊朗之事过后，他又到了日本，并于1855年迫使日本政fǔ签订了《下田条约》，俄国船只得以驶入下田等三个港口，并承认沙皇对千岛群岛的权利。

他的外jiāo活动成果启发了俄皇，既然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又何必劳师动众的去打仗呢？于是，在英法两军在广东沿海高歌猛进的时候，担任俄国驻伦敦海军武官的普提雅廷立即驰书政fǔ，请求立刻解决黑龙江划界之事，否则，俄国将保不住与英法两国在日后瓜分中国时的利益。

于是，俄皇于咸丰七年的11月间，招他回圣彼得堡，准备任命他为赴华全权公使，到中国去，借中国与英法jiāo战，无暇北顾之机，拿下俄国需要得到的利益。

但还不等普提雅廷出发，英法联军就先在安山湖败下阵来，这样的结果大大的出乎俄国人的意料之外，俄皇大吃一惊之外，不敢再想通过谈判获得黑龙江流域的利益，但又舍不得就此放过，于是改命外jiāo部副相格尔斯为谈判代表，赴中国一行。探听一下中国的虚实再说。

原来，在沙俄内部，以武力夺取黑龙江和以谈判获得这两种方式，各自有其支持者，前者以穆沙维耶夫和康士坦丁亲王为首，后者是以外jiāo部尚书涅谢尔罗杰、格尔斯和普提雅廷为首。在后一派占上风之后，穆沙维耶夫在使团尚未出发，就写信向沙皇抱怨，“彼得堡竟然无人考虑到，使团可能遭拒以及嗣后应如何对付中国人？”后来在给康士坦丁亲王的信中，他也说，“不瞒殿下，直到如今，我仍不能赞成那种以为出使北京会有好处的见解……我认为，第一，假若中国肯于退让，那么在文字上只能写为‘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认为阿穆尔河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如果公开的建议遭到中国的拒绝，我们又毫无表示，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领有阿穆尔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我对军事行动早有准备，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我国的条件，也许会更好些——既然英法当年有权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其条件，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呢？”

亚历山大二世置之不理，径自派格尔斯出发，到京之后，中国答应了俄国提出的诸如勘察边境、设立领事馆的请求，其他的，一概拒绝。

消息传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在黑龙江地区厉兵秣马的穆沙维耶夫了，他全力以赴从事的阿穆尔事业，若是为格尔斯在即将成功的前夕将功劳夺过去，他的心血就全数毁于一旦了，而中国方面的拒绝，就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于是，他一面向俄皇报请，一面进一步向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