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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拍卖处。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水

陆侦缉队的组织，拥有队员二千余人，步枪四百余支，小艇十二艘；他们分驻各港口，执行

封锁香港的任务。此外还有法制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

的职权。

当时在广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领导罢工机构而自傲；觉得较之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苏

维埃还更有效率；但确没有取国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图。国民党右派人物却斥之为“第二政府”，

认为它包藏着中共在广州实行共产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则本着国共合作、共同努力于国民革

命的意向，亟谋对罢工委员会的活动有所调整。

我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广州同志商讨这个问题。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向香港所提出

的条件分为两大纲要：第一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沪案所提出的十七条；第二是直接针

对香港的六项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

减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应依形势变化降低要求条件，与香港当局协商解决，尽

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

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

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

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

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

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

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

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

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

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实行出入口“特许证”办法。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的

船货，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规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公安局会同罢工委

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美日等国的商船相继要求领证直航广州。于是，上

海广州间和暹罗广州间等航线，逐渐恢复。广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只多至四十余艘。这个办

法在“孤立英国”、“增加政府税收”、“工商联合”、“工农联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

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农民协会与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纠纷。在发展中的农民协会，常因减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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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息和一些其他的经济问题与地主发生争执；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协会属下的农民自卫队与各县

地主所领导的民团，发生武装冲突。不是农民自卫队围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团杀害农民协

会的负责人。各县政府处理这些纠纷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农民协会简直成为第

二政府，侵犯了各县政府的职权。

当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古应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县地主民团势力。广东的中共同志

将他视作眼中钉，认为非去掉这个右派古应芬，农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张太雷告诉我，鲍罗

庭近来也学得圆滑了；对古应芬支持反动分子事不愿过问。张太雷认为鲍顾问不说话，农村

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可是鲍又似觉力有未逮，不愿卷入漩涡。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村既无一

致的政策，若干乡村便成了两派势力的比武场所。

我原约定与鲍罗庭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