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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

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

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

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

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

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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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

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

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

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

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

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

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

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

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

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

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

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

倒了，冯玉祥派了刘xx　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

狱卒将我的房们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

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

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

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

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

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

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

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

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

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

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

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

的发展罢！”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