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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

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

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

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

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

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

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

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

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

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

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

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

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

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

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

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

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

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

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

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

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

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

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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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

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

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

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

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

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

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

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沿途所见到一切现

象，使我们感觉到与伊尔库次克以东的情形渐渐不同。

沿途各地在内战中的破坏痕迹仍然到处可见，但已稍作整修，车站和工厂的烟囱多数仍